张大千，上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对近代中国画技法的传承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敦煌壁画的拯救性临摹和宣传贡献巨大。3月5日，原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省博首席专家魏学峰，就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意义，在成都博物馆做了主题演讲。

　　魏学峰告诉记者，先不说敦煌技法对张大千本人的影响，光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带起的敦煌热，之后兴起的敦煌学就已让后人享用不尽，“他的一个个人行为，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大千去敦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下的决心。

　　向往敦煌寻回初心

　　上世纪初，中国画坛极追捧明清文人画。在这股潮流中，张大千独以“石涛专家”(清初著名画家)闻名。1933年，仅34岁的张大千应徐悲鸿之邀，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然而此时中国绘画不断寻回前代的过程，正在被打破。

　　在大批学子留洋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后，“当时对于中国绘画往什么地方去，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说效法西画写生改革，有的说坚持中国画传统。”1934年，张大千从学校辞职，专职绘画。“他对画史、画论那些文字上的争议不感兴趣”，魏学峰说，“他曾和别人说‘我是小人，小人动手不动口’。”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大千被日军羁留在北平，有人请他大量临仿“唐宋元各家”。这一时期，通过对早期中国画的研究，张大千对明清文人画有了新的看法，“作为一个绘画专业者……不应只学‘文人画’的墨戏，而要学‘画家之画’，打下各方面扎实功底。”张大千此时甚至认为清三百年，没有出一个像样的画家。

　　1938年底，张大千逃出北平回到四川成都，并从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监察使的严敬斋处听说敦煌未被盗空。严敬斋对敦煌奇特的彩塑，以及与中原画派大相径庭的彩色壁画的描述，引起张大千极大的兴趣。张大千开始为前往敦煌做准备。

　　敦煌学画

　　堪称疯狂

　　现代人已很难想象，敦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是多么破败。张大千离蓉往西北大漠“学画”的计划，时人称之为疯狂举动。毕竟张大千当时的绘画水平已获世人承认，再去学老古董的画法简直是“发神经病”。即使在张大千将敦煌临摹的画作带回成都举行画展，在灼灼生辉的敦煌临摹画前，依然有人认为这些宗教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走入魔道”，甚至为张大千感到惋惜。“但张大千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为了维持在敦煌的开销，张大千卖藏品卖画，甚至举债近5000两黄金。但张大千的豪赌赢了。在敦煌的“水陆道场”，张大千找到了中国六朝隋唐绘画正宗。传统画史中的技巧，盛唐人物画真迹、失传的青绿山水、甚至中原画家如夏珪的留白式山水画都在敦煌壁画中重现。

　　“张大千在敦煌发现画史上说的“拙笔”，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笨拙，而是飞动的。敦煌里面大量的飞天，就是传说中的‘吴带当风’。张大千还在当中看到真正的拖泥带水皴……”。敦煌给张大千带来最大的影响之一，还是古代大幅壁画的结构与组织方式。

　　张大千曾对门生说，“一个学者要能够立住脚，一生一定要有几篇大文章，一个画家要立住脚，一生一定要有几幅大画。”从敦煌回来后，张大千开始创作大型画作。目前为止，中国画家画大画画得最多的就是张大千。

　　弘扬敦煌功不可没

　　从1941年到1943年，张大千携门人、家眷、画工在敦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临摹壁画276幅，逐考察壁画时代与风格，为309个洞窟编号。曾号称“不动口”的张大千编撰了20多万字《敦煌石窟记》。

　　“张大千在敦煌的意义还不在于他个人的成就”，魏学峰表示。张大气带回来的临摹作品，在当时画坛引起极大轰动，卷起一股“敦煌热”。然而也不止是一股热，福泽后代的敦煌研究院以及此后中国第一代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画家、学者皆受到张大千热情的触动，投身西北大漠，终身不倦。

　　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连续在1943年和1944年举办画展，展出敦煌临画及个人创作绘画百余件，受到当时社会贤达、政府要人以及媒体的推崇，成为当时国内美术界一大奇观。当时四川艺专的学生、后任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以及研究院研究员史伟湘，均是在看过张大千画展后，深受触动，而前往敦煌。

　　而张大千所使用的复原临摹法也正逐渐得到学界的重新认识。魏学峰表示，德国海德堡大学正与他联合进行一个敦煌研究项目，“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粉本正在被重新研究。”(记者何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