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话人：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评论家)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文艺理论家)
徐沛东(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家)
高希希(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导演)
核心阅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以产品形式进入市场，文艺工作者不应无视市场、拒绝市场，要认识到市场是文艺传播的重要途径，文艺作品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地推向社会，更为充分地实现其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
●市场具有唯利是图的特性，一味地迁就市场，随着市场大潮游走，就可能在追逐流行、追赶时尚中，走向见利忘义，趋于低俗媚俗，使艺术品应有的审美追求与精神追求被忽略、被淡化，最终沦为市场的奴隶
●艺术品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审美的个性化创造，依赖于个体想象力的自由驰骋，能对社会公众产生陶冶和提升作用，又是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需要按市场规律去投资、营销和消费，满足公众的休闲娱乐需要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固然不必轻易否定利，但也不能全然为了利，而是应当自觉地让利服从于义的导引。只有超越了赚钱的短视目标，把目光投向创造优质的产品，才能真正和有效地占领市场，而不是成为市场的奴隶
●价值观的光明带来故事的光明，价值观的腐蚀带来故事的腐蚀，观众不会被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作品征服，文艺工作者唯有始终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不向市场阿谀献媚，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的关系，能不能过得了市场这一关，是衡量当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标准。
文艺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张江：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是文艺发展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一些文艺工作者偏执于两端，要么拒绝市场，逃避市场；要么唯市场马首是瞻，对市场投怀送抱，失去了基本的坚守。这两种取向无疑都是错误的，市场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唯一准则。
白烨：市场经济对于文艺的发展，既可能提供积极的帮助，又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其双刃剑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以交换为主、利益为重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作品的接受度和欢迎度。而这种机制与效益，也确实能激发文化生产主体及创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竞争推动文艺繁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奉行的以经济效益为主导，以市场价值为准绳的观念与理念，又与社会效益、美学尺度构成一定的悖论，这就难免对文艺的创作与生产、文艺的传播与接受产生误导，诱使某些从业者和创作者为获利赚钱而忽视包括审美价值在内的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首先需要认识文艺产品虽然要走向市场，但它绝非一般的商品，它是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精神文化产品。其要义在于它出自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劳动，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以产品形式进入市场，文艺工作者不应无视市场、拒绝市场，要认识到市场是文艺传播的重要途径。文艺作品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地推向社会，更为充分地实现其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但是，市场又具有重利轻义的一面，唯利是图的特性，一味地迁就市场，随着市场大潮游走，就可能在追逐流行、追赶时尚中，走向见利忘义，趋于低俗媚俗，使艺术品应有的审美追求与精神追求被忽略、被淡化，最终沦为市场的奴隶。
过好市场关的另外一点，是文艺工作者面对文艺与市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难题与关系时，要牢记文艺工作者创造精品、传承精神的神圣使命，要坚持文艺创作的美学品质与精神内涵，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选择与基本的坚守。有了这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才有可能“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文艺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张江：市场对文艺工作者的考验，主要在于义与利的平衡和取舍。舍利取义固然高尚，但是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是文艺发展的长久之计。经济利益的获得，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所付出劳动的回报，更是文艺创作生产的有效驱动。反之，舍义取利，一切向钱看，将文艺作品降格为一般商品，又违背了文艺作品的根本属性，对文艺发展伤害更大。因此，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往往是在义与利的平衡与取舍中保持高度理性的那些人。
王一川：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文艺创作，文艺工作者难免遭遇义与利的困扰，需要在义利观方面保持清醒的自觉。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的艺术品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是审美的个性化创造，依赖于个体想象力的自由驰骋，能对社会公众产生陶冶和提升作用，又是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需要按市场规律去投资、营销和消费，满足公众的休闲娱乐需要。假如前者更突出义，后者则离不开利，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当今艺术创作所不得不频频涉及的义利观。更进一步看，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产品的文艺作品，本身在法律上就具有权和利即“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是可以如一般商品那样买卖、转让和盈利的。
义与利，表面看或许相反：前者指行为和事情合乎正义，后者则看重物质利益的获取。诚然，古代文艺家的创作有时可以完全出于“仁义”或“大义”，不谋求任何物质回报，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却无法与商品资本的逻辑完全绝缘。任何一家文化企业在投资制作某种艺术品，例如畅销小说、电影或电视剧之时，必然需要考虑如何回笼资金、回收成本以及盈利，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适当考虑利，无可厚非。不过，假如单纯为利而创作乃至唯利是图，创作之心整个儿掉进钱眼里，那就会走向反面：忘掉责任而只剩下为利了。
要避免见利忘义的极端情形发生，不妨把文艺工作者的义利观放到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论述的人生境界四层次说中去重新衡量。在他看来，人生应当有四重境界：第一重是自然境界，人做事时顺着自己的本能和习俗；第二重是功利境界，人做事时是“为利”，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行动；第三重是道德境界，人做事时是为社会而非为自己，这是一种“予”而非“取”，即为“义”而非为“利”；第四重是天地境界，人做事时要“事天”，顺任或尊崇天地的规律，属于人生的至高境界。按照冯友兰的观点，这四重境界中的每一重都是个体人生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贤人”“圣人”来自个体由低到高的逐步上升过程。我们既不能为了高级境界而简单地否定低级境界，也不能单纯地沉溺于低级境界的满足而遗忘向着高级境界的不懈攀登。重要的是，人生的意义来自不断地从低到高的超越或上升过程。由此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固然不必轻易否定利，但也不能全然为了利，而是应当自觉地让利服从于义的导引：必要的利的获取，既是为了收回创作成本，也是为了扩大艺术再生产，同时还是为了社会群体利益的满足(比如通过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层规律等)，而这样的利就与义豁然贯通了。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经济来源有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但这些“利”并没有成为他写作的目标本身，而是一方面帮助他摆脱了自己一生最鄙弃的“帮忙”与“帮闲”的窘境，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一贯的社会关怀立场，另一方面又可用于慷慨帮助萧军和萧红等一大批年轻的作家。鲁迅的实例表明，让利接受义的导引或者为义服务，应当成为文艺工作者的自觉的义利观。
不为利所动要有定力
张江：当前文艺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一些创作者见利忘义，把市场当成了风向标、指挥棒，一味跟着市场跑，缺乏应有的定力。所谓定力，就是在内心深处始终安放着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初心，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更进一步，保持定力还体现在，不仅不追逐市场、迁就市场，而且要引领市场、改变市场。文艺工作者要有这份雄心壮志。
徐沛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殷切期望，谈到第四点希望时，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这些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文艺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论断，言简意赅，至当不易，对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对市场的诱惑和冲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正确的态度，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实际上，在当前的文艺领域，文艺与市场，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不为利益和名誉所动，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心态与定力至关重要。
从音乐界的情形来看，《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音乐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3000亿元，超过动漫、游戏，成为文化娱乐行业的增长亮点。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产业化道路对音乐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产业化道路促进了我国的音乐分工更加细致，演唱会、唱片业、影视音乐等各种形式，都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重大商机。然而，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音乐被包装得越来越花哨，音乐产品的包装甚至已经超过音乐本身。音乐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但过度产业化把音乐定位在“商品”的概念上，音乐的制作和推广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追求，便会背离音乐的初衷与归宿。
如何处理好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从行业的层面看，应尽快建立行业规范，让创作者在合理合法的环境下公平竞争，提高创作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包括音乐创作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在适应市场的同时，保持应有的理性警惕，坚守应有的美学理念，尤其是在有定见、有定力的前提下，学会借市场之力，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市场。只有超越了赚钱的短视目标，把目光投向创造优质的产品，才能真正和有效地满足市场，而不是成为市场的奴隶。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当前意义
张江：每一部文艺作品，无论它诉诸的是色彩、旋律、语言、光影，无论它讲述的故事是凄美、哀婉、绝望、振奋，最终，它传达的一定是价值观，影响人的头脑，塑造人的心智，净化人的灵魂。这是文艺作品与一般商品的最大不同。明晰了这一点，也就明晰了为什么我们始终倡导文艺创作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高希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文艺作品本身的特性——其传播之速度、影响之广度、意义之深度，决定了它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文艺作品在引领社会思潮、促进精神健康、推进理念新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经济效益之上。
近年来，国内影视市场进入迅猛成长期，各路资本纷纷跑步进场，资本市场甚至呈现倒逼影视创作市场的架势。并购、对赌、保底等金融术语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在前两年还是陌生的词汇，如今大部分人都已谈得头头是道。在资本盛宴的滋灌下，行业乱象丛生：一些作家、导演、编剧一味迎合市场口味而制作低俗、暴力、无脑、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再用“心”讲故事；制片方为获得某些大粉丝群体的演员，娇惯出部分当红演员漫天要价；演员无心提高演技，只专注提高片酬；影视公司疯抢剧本，以剧本的储备数量取代质量获得更高的公司估值……
价值观的光明带来故事的光明，价值观的腐蚀带来故事的腐蚀，观众不会被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作品征服，文艺工作者唯有始终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不向市场阿谀献媚，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作品。唯有坚守艺术理想，真心服务人民，真情扎根生活，真诚投入创作，真实反映时代，才能走出方寸天地。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跳动，创作出为人民、为时代讴歌的艺术作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
张江：对当代文艺而言，市场这一关躲不过、绕不开，是必须面对的考验。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利益、格局等一系列问题，会对文艺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未来，没有人能够置身市场之外。面对市场，文艺工作者的正确姿态，不是抵触、回避，也不是盲从，而应该是理性对待市场，与它保持一定距离，不是被市场驾驭，而是驾驭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