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采茶戏《永远的歌谣》越改越好。此前曾看过同是赣南采茶戏的《八子参军》，两台戏同属“红色题材”，同样难忘看戏时的激动和看后隽永的回味。《八子参军》写了残酷斗争中的生死较量，《永远的歌谣》表现了饥馑岁月里物质与精神的相互激发，二者又都紧扣着一个可以穿透时空的“永恒”课题——对人情、人性的开掘，令今人回看那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特定事件时，获得真切的共鸣和感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今人吟咏、聆听这首“永远的歌谣”时，一定会浮想联翩，振聋发聩。“自”与“公”，是矛盾对立着的事物两端，剧中主人公李龙槐，从小孤苦无依，是一个靠吃百家饭才得以活命长大的庄稼汉。乡亲们养育了他，苏维埃政权解放了他，他翻身入党，又临危受命，当上了村长。也许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他懂得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报恩。

　　品格是共通的，性格是独特的。戏不能先有德而后“找”人，而要从对生活的概括和提炼中，塑造出心怀德性与良心、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一个”永远是独特的。《永远的歌谣》就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个颇具特点的庄稼汉李龙槐，几分憨直、几分狡黠、几分认死理和几分阿Q气质，构成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在饥饿困顿中长大，因特能吃，而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米桶”，可偏偏这个米桶当上了这个饥饿村的村长。在给本村财主马某扛活时，他曾恋过马的女儿马玉琴。村苏维埃政权建立，马财主逃亡县城，却把一个有文化又五谷不分的女儿马玉琴留在了村中。玉琴因不识农事，不会插秧倍受村民歧视，难以度日。李龙槐同情她，想保护她，竟别出心裁地假结婚“娶”她，但又不失“原则立场”，于是便有接下来的“真”入洞房，“假”做夫妻的喜剧连连。经历了李龙槐与之同房不同床，且醒里梦里总说粮，甚至把她装进饭筲里的饭倒给了烈属大娘，筲里再装沙子以遮同事耳目，竟致当场饿昏——马玉琴深受感动，深感这是一位难得的“君子”，于是“发誓”和他圆房做真夫妻，并主动提出和父亲借粮。李龙槐喜不自胜，决意连夜前往，他只身闯进马府，遭毒打，忍绝食，一息尚存时，口唱马老爷酷爱的乡曲采茶调，引起马老爷思念女儿，爱屋及乌，终借粮三十担。李龙槐却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倒在归来的途中，未实现所期许的“圆房”。在对这一主线的演绎中，有积极分子带头献粮，有党员两度重温入党誓词，有干部访贫问苦，有先人后己的带头人当众饿昏，有红灯笼在众人手中相传递，还有《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歌谣》如缕缕春风，阵阵吹拂。

　　尤为难得的是，该剧着力宣扬的是极其可贵的人间大爱，是一种曲折的爱的表达。唯其曲折，才生戏入戏，而不是非要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这为“红色”题材开辟了新的语境，难能可贵。

　　此戏突出了传奇性。戏本就无奇不传，更何况是很容易出现概念化人物和概念化说教的红色题材。长工兼村长娶财主女儿，饭筲装沙而饿昏，只身入敌阵借粮，饿死于借粮归来途中。这些，都让人觉得很传奇。生活中不可能的事，出现在舞台上却能引人入胜，而当舞台上所呈现的真如生活之“真”时，却总让你认为其“假”，这就是有些照搬好人好事的戏，之所以不感人的缘故。

　　最后一场“借粮”，把“英雄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马财主并未现身，由四家丁代替，将鞭笞摧残与美食诱惑加于主人公一身。其妻马玉琴与众乡亲在纱幕后的另一空间“目睹”这一切。创作者让台上人物“心灵际会”，用大写意的手法，泼墨渲染，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而此处的“大写意”，又与前面场次中悉心刻画人物关系和心理的“工笔”相得益彰。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著名导演张曼君艺术手法的娴熟。这首先来自她对“红色题材”的认知。她深刻领会此类题材穿透历史的永恒性，要很好地表现它，绝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扎扎实实塑造人物。依照这样的认知，她导演了多部“红色题材”的剧目。而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出生在这方“红色”的土地。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生于此，长于此，与这块土地“母子连心”。她的一系列与心魂相连的艺术创作，何尝不是她对自己祖辈与父辈的凭吊。

　　如何将“红色题材”作品做成艺术品并成为传世之作，是当下创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刘锦云）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30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