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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黄大年(七)
内蒙古新闻网  17-12-18 09:56 打印本页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黄大年郭红松绘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郝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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