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77岁,满头银发,红润的脸庞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瘦小的身躯全没有了年轻时的高大健壮。回顾母亲的行为品格,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善良聪慧,勤劳节俭,朴实厚道,是一位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好女人。
母亲21岁时与父亲结婚,当时父亲家里一贫如洗,就连做饭用的风箱也没有。母亲不嫌贫、不怕苦,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和父亲养育了五个子女,把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
父亲很优秀,从山西出来时只有高小文化,自己一边给人家放羊,一边学习功课,考上了初中,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乌兰察布盟(乌兰察布市)师范学校。1962年父亲被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农业局会计辅导站录用,转为干部。那时候,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在村里劳动挣口粮。而且一边劳动,一边自己脱土坯,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盖起了两间大正房。1972年,由于父亲工作表现好,我们全家的户口由农业户转为城镇户,我们搬到察右后旗旗政府所在地白音察干镇居住。刚搬到白镇,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当时,由镇公社通过街道往下派临时工,想做的家属女人可以去做,一天算一个工,一个工的工钱是1.32元,镇公社扣0.1元,发到手是1.22元。有些苦轻一点的活,轮不到我母亲做,只有一些重苦力的活,别的家属女人嫌苦重没人做,工作人员就来问母亲做不做。母亲一听有活干,不假思索就去干了。这些活往往都是打机井、给运输社跟马车拉砖、拉石头、拉沙子等。拉砖时,母亲要与车倌一对一地装砖,即用砖夹子夹上砖提放在马车上,一夹子夹四块,车倌装马车的前半部分,母亲装后半部分,然后共同装车的中间部分。母亲装砖既快又整齐,装满车后就坐在马车里的砖垛上,送到建筑工地,再用砖夹一夹四块卸下来,码垛整齐。拉沙子、拉石头都是到指定地点装上车,再送到指定地点卸下来。一天下来,母亲累得筋疲力尽。
到了夏季,一些建筑工地需要土坯,母亲白天干完活,下班后趁着天亮,还要再和泥脱土坯。一个土坯晒干送到工地能挣1分6厘钱,母亲就是靠这些及其微薄的收入,贴补得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母亲白天干活,晚上做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那时候,物资匮乏,少衣缺穿,我们基本上没有可替换的棉衣,晚上睡觉时脱下棉腰子,母亲赶快拆了洗净,搭在火炉旁烤干,连夜缝好。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时,一个干净温暖的棉腰子,就放在我们枕边了。
到了腊月,母亲又要干活挣钱,又要给孩子们缝新衣服、做新鞋。那时虽然有裁缝铺,但为了省钱,母亲都是自己手工缝制,她手工缝出的裤子明线边,能与缝纫机轧的相媲美。母亲给我们做的条绒布棉鞋既合脚又好看,一些阿姨们来和母亲要鞋样子回去照着做。后来家里买了缝纫机,心灵手巧的母亲做针线活更是如鱼得水,看看别人家女孩子们买的衣服样式,就能照着给我们做一件,还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花草,轧些花边,非常漂亮。
80年代初,察右后旗成立了制鞋厂,母亲经过选拔被录用。母亲不论干什么活都特别认真,领导们对她非常满意,与工友姐妹们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生产标兵”。后来,鞋厂的效益越来越差,人员庞杂,最多时大约有七、八百人。鞋厂先后几次精简人员,都没有减母亲。只是母亲一直以来干活苦太重,多少年超负荷劳动,落下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腰腿胳膊疼的毛病。2005年母亲做了双膝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效果良好,只是个子矮了许多。
母亲因为自己没文化,深感没文化的难处,所以她特别重视读书学习。文革期间,正是二舅念书时期,由于姥姥家贫寒,姥爷不让二舅继续念中学了。于是我父母亲商量决定,让二舅在学校住校,吃饭到我父母家吃。尽管那时我父母家也非常贫寒,但一直帮助二舅把中学念完。
在对待自己家孩子上学念书的事情上,父母亲更是态度坚定,再穷也必须供孩子们念书,不能为挣点钱辍学去做一些合同工、临时工。在父母亲的坚持下,我们姐弟五人安心学习,积极上进,都学有所成。而且在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现在慈祥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慈爱的母亲就是我们的依托。逢年过节,五个子女和爱人领着孩子,陆续回到母亲身边,有说有笑,做着可口的饭菜,孙子外孙们围着母亲给她讲外面的事情,母亲听着笑着,大家庭其乐融融,友爱和睦,母亲脸上时常荡漾着幸福的微笑。文/李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