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77岁，满头银发，红润的脸庞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瘦小的身躯全没有了年轻时的高大健壮。回顾母亲的行为品格，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善良聪慧，勤劳节俭，朴实厚道，是一位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好女人。

　　母亲21岁时与父亲结婚，当时父亲家里一贫如洗，就连做饭用的风箱也没有。母亲不嫌贫、不怕苦，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和父亲养育了五个子女，把日子过得一天天好起来。

　　父亲很优秀，从山西出来时只有高小文化，自己一边给人家放羊，一边学习功课，考上了初中，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乌兰察布盟(乌兰察布市)师范学校。1962年父亲被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农业局会计辅导站录用，转为干部。那时候，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在村里劳动挣口粮。而且一边劳动，一边自己脱土坯，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盖起了两间大正房。1972年，由于父亲工作表现好，我们全家的户口由农业户转为城镇户，我们搬到察右后旗旗政府所在地白音察干镇居住。刚搬到白镇，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当时，由镇公社通过街道往下派临时工，想做的家属女人可以去做，一天算一个工，一个工的工钱是1.32元，镇公社扣0.1元，发到手是1.22元。有些苦轻一点的活，轮不到我母亲做，只有一些重苦力的活，别的家属女人嫌苦重没人做，工作人员就来问母亲做不做。母亲一听有活干，不假思索就去干了。这些活往往都是打机井、给运输社跟马车拉砖、拉石头、拉沙子等。拉砖时，母亲要与车倌一对一地装砖，即用砖夹子夹上砖提放在马车上，一夹子夹四块，车倌装马车的前半部分，母亲装后半部分，然后共同装车的中间部分。母亲装砖既快又整齐，装满车后就坐在马车里的砖垛上，送到建筑工地，再用砖夹一夹四块卸下来，码垛整齐。拉沙子、拉石头都是到指定地点装上车，再送到指定地点卸下来。一天下来，母亲累得筋疲力尽。

　　到了夏季，一些建筑工地需要土坯，母亲白天干完活，下班后趁着天亮，还要再和泥脱土坯。一个土坯晒干送到工地能挣1分6厘钱，母亲就是靠这些及其微薄的收入，贴补得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母亲白天干活，晚上做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那时候，物资匮乏，少衣缺穿，我们基本上没有可替换的棉衣，晚上睡觉时脱下棉腰子，母亲赶快拆了洗净，搭在火炉旁烤干，连夜缝好。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时，一个干净温暖的棉腰子，就放在我们枕边了。

　　到了腊月，母亲又要干活挣钱，又要给孩子们缝新衣服、做新鞋。那时虽然有裁缝铺，但为了省钱，母亲都是自己手工缝制，她手工缝出的裤子明线边，能与缝纫机轧的相媲美。母亲给我们做的条绒布棉鞋既合脚又好看，一些阿姨们来和母亲要鞋样子回去照着做。后来家里买了缝纫机，心灵手巧的母亲做针线活更是如鱼得水，看看别人家女孩子们买的衣服样式，就能照着给我们做一件，还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花草，轧些花边，非常漂亮。

　　80年代初，察右后旗成立了制鞋厂，母亲经过选拔被录用。母亲不论干什么活都特别认真，领导们对她非常满意，与工友姐妹们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生产标兵”。后来，鞋厂的效益越来越差，人员庞杂，最多时大约有七、八百人。鞋厂先后几次精简人员，都没有减母亲。只是母亲一直以来干活苦太重，多少年超负荷劳动，落下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腰腿胳膊疼的毛病。2005年母亲做了双膝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效果良好，只是个子矮了许多。

　　母亲因为自己没文化，深感没文化的难处，所以她特别重视读书学习。文革期间，正是二舅念书时期，由于姥姥家贫寒，姥爷不让二舅继续念中学了。于是我父母亲商量决定，让二舅在学校住校，吃饭到我父母家吃。尽管那时我父母家也非常贫寒，但一直帮助二舅把中学念完。

　　在对待自己家孩子上学念书的事情上，父母亲更是态度坚定，再穷也必须供孩子们念书，不能为挣点钱辍学去做一些合同工、临时工。在父母亲的坚持下，我们姐弟五人安心学习，积极上进，都学有所成。而且在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现在慈祥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慈爱的母亲就是我们的依托。逢年过节，五个子女和爱人领着孩子，陆续回到母亲身边，有说有笑，做着可口的饭菜，孙子外孙们围着母亲给她讲外面的事情，母亲听着笑着，大家庭其乐融融，友爱和睦，母亲脸上时常荡漾着幸福的微笑。文/李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