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过去人类跟同伴交流信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主导了信息传播几十年后，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交媒体重新变成人们与朋友分享信息的有力工具，并推动公共讨论走向一个新的模式。汤姆·斯丹迪奇在书中提醒我们，历史上的社交网络其实跟现代社会的社交媒体有很多相似之处。

　　古罗马时期既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纸张，传播信息靠的是信件和其他文件的交流。

　　公元前51年7月，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来到现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西里西亚就任总督。在繁忙纷攘的罗马，西塞罗是政治生活中各种明争暗斗的中心人物。当时令他忧心如焚的问题是，军队统帅尤里乌斯·恺撒是否会自西挥师罗马，夺取权力。西塞罗一生致力于捍卫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维护它精心规定的权力分配和对个人权威的严格限制，防止恺撒之类的人集中把持权力。但是，按新通过的一项反腐败法的要求，西塞罗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必须到各行省去担任总督。好在即使在遥远的西里西亚，西塞罗仍然有办法掌握罗马的情况——因为罗马的统治阶层发展出了一套传播信息的完整制度。

　　那时，既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纸张，传播信息靠的是信件和其他文件的交流。人们把这些信件和文件抄录在莎草纸卷上，写下自己的评论，然后与别人分享。西塞罗或别的政治家作了一篇出色的演讲后，会把演讲词的抄本分赠给身边的密友，这些人读了演讲词后再传给别人。这样，除了演讲当时的听众外，还会有更多人读到演讲的内容。书籍流传的方法大同小异，也是一卷卷莎草纸从一个人手中传给下一个人。谁若想保留某篇演讲或某本书，就必须在传给别人之前让抄写员誊录一份。《每日纪事》(即国家新闻公报)也是以副本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正本则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有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官方新闻。

　　这种众口相传的非正式传播系统使得信息能在至多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能到达最遥远的省份。罗马的新闻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约五周的时间，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西塞罗和罗马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就这样靠由他们社交圈子的成员组成的关系网保持消息灵通，大家都收集信息，过滤后互相交换。

　　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点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但它们都由一条共同的线连在一起，即它们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之上的。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用今天互联网的行话说，西塞罗参加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加同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推特、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工具，联系起来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术很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

　　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切都变了。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加上20世纪收音机和电视的发明，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众媒体”。这些新的大众传播技术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直接供应给大批受众，但它们的高昂费用意味着对信息流的控制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信息的传递于是采取了一种单向、集中、广播的方式，压倒了过去双向、交流、社会化传递的传统。

　　然而，过去10年间，媒体的社会性质大张旗鼓地重新呈现。互联网使各种易于使用的发表工具得以百花齐放，使社交媒体的触及范围和规模有了空前扩大，得以走到前台，和广播媒体一较高下。脸书、推特、YouTube以及其他的社交平台成了大众传媒公司的劲敌。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交媒体挟数码网络的巨大威力重新出现，这代表着不仅是媒体领域，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深刻转变。

　　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点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但它们都由一条共同的线连在一起，即它们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之上的。

　　使用互联网的现代人对此一定大感惊讶，他们也许以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分享、消费、使用信息的许多手法都是建立在几百年前就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的。今天社交媒体的用户不自觉地继承了一个有着惊人久远的历史渊源的丰富传统。发掘这些古老的前身，追溯过去两千年社交媒体兴起、衰落和重生的故事，这为我们看待西方媒体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大有启发的新视角。它显示，社交媒体不止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还联结着我们的现在与过去。

　　(文/［英］汤姆·斯丹迪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