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境界艺术化——我读丰子恺之六
内蒙古新闻网  20-10-28 22:59  【打印本页】  来源: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日报》

  走近丰子恺先生,我有一种感觉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晰,而且再静而细思,则进而意识到此间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简言之,即关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如若单看这样一句概说,人们所得到的反应是,这话题太大了,而且早已成为一个议论颇多的老话题了。没错,如此“反应”确是一个学界的事实。不过,我这里所说的“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不是因学理上的思考而引起讨论,完全是基于走近丰子恺先生的总体感受与体认。我反复品味与分析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包括绘画、散文(随笔),同时探究其人生经历(包括艺术创作经历)与艺术理论、艺术教育方面的著述,获得的总体感觉与体认是:丰子恺先生的整个艺术生涯,都是在“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中倾心求索,而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生境界的艺术化。在我看来,像丰子恺先生这样既有丰富创作实绩,又有自成一家的理论主张,而且自始至终不失本色与执着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上是少有的。朱光潜先生曾经讲过:“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同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品。”“这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善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借用朱光潜先生的说法而言,首先丰子恺先生是“知道生活的人”,他的人生是具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的。不过我在此先对这个说法稍做一点解释:所谓“上品文章”,是就“品位”而言的,绝不是一种“范本”或“模板”,更不是俗见中的“级别”之高大。借指人生,则关乎其品行修为与人格境界之高,而绝对不是因其身份、地位、荣誉等而论,更与尘俗中的“权力”毫无关系。所以,大英雄有大英雄的“品位”,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品位”;艺术家有艺术家“品位”,普通劳动者有普通劳动者的“品位”。总之,世界广大,人生多异,方方面面都会有“上品文章”可做,惟其如此,方有百花竟放,异彩纷呈的好境界,大境界。所以,我说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堪称“上品”好文章,绝不是以“完美”的标准判断,而是以“应有的美点”而论。作为艺术家的丰子恺先生,其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是尤为突出的“美点”。像阅读与评价一篇文章,首先从整体而观一样,看一个人的人生,也当首重其“过一世生活”的整体;像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息息相关,一字一句之中皆可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一样,真正令人称道的人生,必然是具有人格境界的“完整性”,其中即令遭际坎坷挫折,终不能改其信念,夺其志趣,故而,大到进退取与,小至一言一行,皆与其整体的人格、品位相一致。朱光潜先生说:“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到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部是艺术的。”(朱光潜《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巴金先生说:“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巴金《怀念丰先生》)朱光潜与巴金二位先生皆从丰子恺先生的整体精神而观,并以用简笔概括之,角度略有不同,但对其人生品格境界的评价却是一致的。人生境界艺术化,是丰子恺先生人生“文章”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可以从其人生“文章”的字里行间——“言动笑貌”中见出,故而便有自然天成之感。下面,我们抄录丰子恺先生散文《闲居》中的一段话,看看他是如何从平淡的生活中得到快适的意趣,并进而生出艺术感兴与化境的。

  在房间里很可以自由取乐;如果把房间当一幅画看的时候,其布置犹如画的“置陈”了。譬如书房,主人的座位是全局的主眼,犹之一幅画中的middle point(中心点)须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自书架、几、椅、藤床、火炉、壁饰,自鸣钟,以至痰盂、纸簏等,各以主眼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点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犹之画中的附属物、背景,均须有护卫主物,显衬主物的作用。这样妥贴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适。这是谁都懂得,谁都可以自由取乐的事。虽然有的人不讲究自己的房间的布置,然走进一间布置很妥贴的房间,一定谁也觉得快适。这可见人人都会鉴赏,鉴赏就是被动的创作,故可说这是谁也懂得,谁也可以自由取乐的事。

  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闲居的寂寞无聊,“在生活上都说是不幸的”,但在丰子恺先生的面前,则成为“在情趣上我觉得是最快适的了”呢?是因为他以艺术的眼光而视之,以艺术的心而悟之,以使平淡静寂的“闲居”有了趣味,且自然而然地生出艺术的化境。在自己的房间里“闲居”的丰子恺先生,有一次突生感兴,对墙壁上的自鸣钟“寻了一次开心”。他觉得自鸣钟“这张脸皮”(外壳装饰)“看惯了真讨厌得很”,于是便拿油画颜料把它涂成天蓝色,上面画几条杨柳枝,又在两只针尖头粘两只黑纸剪得飞燕。“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圆额的油画了。”如此“闲居”,可谓“闲”而自适,“适”中生趣。走近丰子恺先生,体悟他的生活与创作,即知所谓“生活处处有艺术”确非虚言。像一篇好文章特别讲究“修辞立其诚”一样,好的人生须是坦诚的、真挚的,特别是“艺术化”的人生境界,还应该是率真、纯净与不失个人本性的。一篇好文章一定是“至性深情”的表达,“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作假与伪饰。美学家克罗齐有言,“虚伪的表现”就是“丑”。 “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在此,人生境界的妙处也在于此。一个人的真心本性是什么样的,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兴趣,便会有什么样的言语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生活,亦即本色的生活。朱光潜先生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艺术化,正是他待人待事至真至诚的本色的自然体现。他在其散文《湖畔夜饮》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一家酒楼前与郑振铎先生相遇。郑邀请他去吃西餐,他欣然同往。待餐后付账时,郑发现自己并未带钱,便问丰:“你身上有钱吗?”丰说“有!”摸出一张伍元钞票付了账。而后各自回家——郑在闸北,丰住江湾。过了一天,郑专门到江湾去看丰,并摸出一张拾元钱还丰。丰惊奇又好笑,说:“帐回过算了,何必还?更何必加倍还我呢?”他二人正推让之间,在旁的同事亦好友刘薰宇伸手把钞票拿去,当即约请七八个人在附近小酒馆去吃酒。因大家都开心,“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便全都烂醉。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率真而磊落的人那里便有了意味,有了情趣——简简单单,直截了当,但却令人读来感慨而称道!郑振铎先生是大学者、大作家,同去小酒馆的还有夏丏尊、方光焘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也都是磊落君子。以上是丰子恺先生在《湖畔夜饮》一文中插入的“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的回忆。在该文结尾写到:“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郑振铎——引者注)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这收尾一句,写得轻松且不落俗套,体现出丰子恺先生平和中的幽默之趣,而且再次让人从中体会到他与郑振铎先生相互间的交友之诚。真所谓余味可品矣!俗语讲:“唯大英雄能真本色。”若按照通常的“英雄”概念论,我以为此语未必适合丰子恺先生。但我深信他是“能真本色”的。即使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遇到挫折与打击,其“本色”依然不变。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到残酷迫害,饱尝正常日月里未曾有过的“人生滋味”,可他依然在艺术中寻求人生趣味。如,他以“退一步海阔天空”自慰,常常与小儿子新枚相互通信,信中或评诗作对,或寄赠自己新创作的绘画,于自得其乐中守护一个真艺术家的本色。丰子恺先生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丰子恺《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年近50岁的丰子恺先生能如此自我反思与剖析,可见其本心并未被尘俗所蒙,是敏锐的,自觉的;能把自己的“二重人格”毫不掩饰地袒露于世人面前,这本身即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难能而可贵。这“二重人格”在他心中“交战”,虽然感到无奈,甚至“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但是,他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突围”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倾向”之所见,是他把成人的虚伪、冷酷、实利等影响人格方面的世俗之力视为“侵略”,而把坚守孩子的天真、热情、好奇、不通世故的本心,称作“抗战”。其“突围”的方向,便是托寓本心真情的艺术——包括人生境界艺术化及落笔成趣的艺术创作,当然也包括欣赏艺术与研究艺术在内。正如他在《艺术的效果》一文中所讲:“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就是在不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看。”此可谓丰子恺先生深信人生境界可以艺术化的有感而发,或者至少是从其中一个角度而观的理想的人生信念。(宋生贵)


[责任编辑: 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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