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农民，一辈子没离开过乡村。他去世后，葬在了村西的那片老坟湾里。那里有我故去的爷爷奶奶、大爹大妈，还有父亲的叔伯兄弟。坟湾如一座孤岛，又像一块凸起的腹胎，被大片的庄稼围在中央，与疯长的芨芨草相伴。
靠东头有几亩我家的自留地，父亲的脚印曾无数次烙在那里。春天，父亲背着手沿着田埂踱来踱去，盘算着如何下种；盛夏，父亲弓着身子穿梭于庄稼中，间苗、锄草；秋天，父亲挥舞着镰刀，忙着收割；冬天，父亲则将一车车羊粪、猪粪撒进地里，为来年庄稼生长备足养料。地不哄人，父亲勤快，这几亩地的收成一直不赖。
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夏至，地里的葵花苗刚长到一尺高。苗的腰身有些稚嫩纤弱，但叶片葱绿舒展，向着天空高高擎起，酝酿着蓬勃之势。它们挺直的腰身，像极了年轻时的父亲。
年轻时的父亲是村里公认的美男子，有着宽阔的肩膀，标准的国字形脸，山一般挺拔的鼻梁，两道粗重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特别是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稍长一点就会自动打卷，在头顶蜿蜒成黑色的波浪。尤其让人羡慕的是父亲的牙齿，从未看过牙医，直到去世时都如玉石般洁白坚硬。
父亲不爱说话，习惯待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点燃一支烟，安静地听乡亲们说长道短。大集体时代，他曾是队里的拖拉机手，经常乡野城里到处跑。包产到户后，除了种地，父亲还是一名泥瓦匠，拓坯子、打地基、盖房子、垒圈舍，样样在行。我家现在的住房就是父亲亲手盖起来的，是村里的第一栋红砖房。那时，乡亲们都夸父亲有本事，谁家需要砌墙盖房都找他帮忙，热心的父亲总是乐此不疲。
父亲脾气温和，对我们从不挑剔，也从不打骂。围坐在一桌吃饭，我们兄妹几个总是挑三拣四。看我们不爱吃肥肉，父亲就小心翼翼地去掉肥腻处，将剩下的瘦肉匀给我们。那些遭我们嫌弃的鸡头、鸡脖子、鱼头、鱼尾巴、猪下水，父亲都一一拣到自己的碗里。父亲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眼里流露出慈祥的目光。而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宠溺。
父亲不仅对我们温和，对待小动物也有着一份慈悲。村里的家畜家禽，大多是父亲在照料。为了给牛羊割草，父亲拿把镰刀，顶着日头出去是常事；为了给羊羔接生，父亲大冬天守到半夜。下雨的时候，父亲细心地为狗窝猪圈搭上塑料布；刮风的时候，父亲又惦记着鸡仔受凉。村里的两只野猫来到我家，父亲喂它们食物和水，久而久之，那两只猫就赖在我家不走了。只要看父亲闲着，它们就依偎在父亲身边。
父亲十九岁时与十八岁的母亲结婚。他们一生致力于为我们建造这个家园，却在劳作的过程中总是意见不合。母亲性子急，是个刀子嘴，总能挑到父亲的毛病，埋怨的话常常冷不丁就冒出来。父亲不爱听，可又不擅长辩解，只能梗着脖子、沉着脸表示反对，实在被激得不耐烦了，干脆躲出门去。
父亲不爱出门，更不爱凑热闹，偶尔来趟城里，也是匆匆来、匆匆回。有一次，父亲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我。他扛着东西“吭哧吭哧”上了楼，一进门却定住了。他看看我家的地板，又看看自己沾满泥土的鞋，将东西放在门口就要走。我赶紧一把将父亲拉进来，结果他坐在沙发上吸了一支烟就又要走。我极力恳求父亲留下住一宿，可父亲说他得赶回去喂猪，顺道捉两个鸡仔，羊也快下羔了。父亲一年四季不闲着，他的营生太多，总也做不完。
母亲的唠叨、父亲的沉默，伴随着我们跌跌撞撞长大。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会突然倒下。
父亲身体的突然衰退源于一次奔跑。为了生计，父亲常年奔跑在田间地头。那年，因为野鸡刨食地里的种苗，六十三岁的父亲奔跑着与野鸡周旋。之后，父亲觉得胸口憋闷，我们带他到北京做了开胸手术。那一场大手术，让父亲元气大伤。父亲在炕上躺了整整两个月，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那次手术后，父亲开始每天大把地吃药，仍无法抵挡身体的衰退。辛劳一生的父亲，好像一台高负荷运转的机器，频频出现故障。前年九月，父亲因脑梗彻底瘫在了炕上。父亲佝偻着身子安静地躺着，如一株秋后的葵花，等待着光阴的收割。
去年夏至，空中笼罩着悲伤。那一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按照我们这里的乡俗，人去世后，家人每隔七天上一次坟，要过七个七天，叫“尽七”。那一个多月里，村西地里的葵花长势迅猛。每次给父亲上坟，都会看到葵花又变了样。到尽七时，葵花已经长至我们的肩膀处。它们看起来葱茏又茁壮，让我想起壮年时的父亲。他曾像这些繁茂的草木，默默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大树，庇护着一家老小。
腊月给父亲上坟时，再次经过那片葵花地。正是三九时节，一场雪覆盖了陌野，葵花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一片清冷空旷的白色。葵花是后套的主要农作物，葵花籽用来榨油或炒制成零食，葵花秆用来烧火，去掉瓜子的葵盘晾干粉碎后用来喂猪。一株葵花，在奉献完自身全部的价值后，最终消逝于无形。父亲何尝不是这样一株葵花呢！走过激昂的青春岁月，熬过负重的中年时光，步入身不由己的风烛残年，在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后归于沉寂。他对我们从无所求，却默默无闻地守护了我们半生。
而今，父亲静卧在这里，与周边的草木融为一体。菁茵（五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