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作为一部重量级的政治抒情诗，跨度大，思考深，分量重，影响大。纵览全诗，洋溢着一股激越的政治情怀和浓郁的诗性气息。从这首诗本身看，唐德亮是一个颇具儒家精神、有勇气、有担当的诗写者。他关注时代，心系民众，视野宏阔，气势如虹，这在他的长诗《惊蛰雷》中，有着充分而具体的体现。

　　逾百年国际共运史，暴风骤雨，跌宕坎坷，路途曲折，波诡云谲。对之，诗人经过深入思考，给出了他的诠释和表现。《惊蛰雷》的诗意表达，决非莺歌燕舞式的粉饰太平，而是一种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大胆揭示，是对惨烈的历史真实的诗性还原。比如，在书写国企改革内容时，诗人不避讳官员的腐化堕落、管理者的奴颜卑膝、国企大贱卖、私企老总的残酷、下岗工人的悲酸……唐德亮的诗写，不是一个待在“舒适区”的轻音乐诗人所为，不是以四平八稳的姿态对话这个世界，他勇于冲撞那些在他看来不合理的存在，他的政治抒情长诗《惊蛰雷》是一种直面社会人生的诗歌文本。

　　4600多行的长诗《惊蛰雷》以书的形式由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热烈反响。诸多诗评家纷纷赞叹：这首诗让人“读得热血沸腾”，它是“平地一声惊雷”；“读了那么多底层诗歌，只有《惊蛰雷》这部长诗站得高，看得远。”《惊蛰雷》的巨大反响，暗合爱尔兰诗人威谦·勃特勒叶芝所言：“诗是奔流在一起的血、想象和才智。”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说：“诗是额上流汗、手上流血、心里痛苦的人的绘像”；艾略特也说，诗是“变血为墨迹的阵痛。”这些外国诗人的话，与鲁迅“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高度契合。长诗《惊蛰雷》是对上述诗人作家论述的真诚实践。《惊蛰雷》中的诗句：“面对变幻的世界/我是三月的杜鹃/啼出团团殷红的鲜血/心底的颤音/不知/有多少人共鸣/有多少个知音？”实乃诗人化痛苦思考为时代强音的心曲呈现。

　　应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然出现多元分流，诗歌也出现了多种变体：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平安体、浅浅体等。为些变体诗歌写作，之所以令人藐视，其原因是对现实的无视，对世界的涂鸦，缺乏真诚，忘记了诗人首先应该对历史真实性负责这条根本原则。一篇诗作，只有真实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它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有审美价值。

　　诗人与历史是分不开的。诗人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文艺界悄然流行，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毫无根据地加以无端想象，文艺作品在“戏说”之下，逐渐沦落为被消遣和被消费的对象，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坚守也被束之高阁。与此相反，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是对上述诗写倾向的反抗。这种严肃审视历史、积极介入现实的诗歌创作，与民众在骨子里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诗人对历史现实的关切与对自我内心感受的遵守。

　　有评价称，唐德亮的《惊蛰雷》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力与想象力的抒情长诗。这部作品，以全新的视角，直面现实生活，观照中外古今。诗人思想犀利，忧思深广，蕴含激情与正义良知，既有对现实的批判，更有对先哲、先贤的礼赞，呈现了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准确深刻的把握与表达。长诗结构宏丽，想象丰富，气势恢宏，博大中见细腻。人物形象鲜活，语言质朴自然不乏优雅，具象与抽象、现实与浪漫、感性与智性、形象与思辩、审视与承担、历史感与时代精神的交织相融，使这部长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长诗《惊蛰雷》凸显诗人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呈现了诗写初心：重铸新诗的精神质地，重塑新诗的对外形象，用一种悲悯的、激情的语言作为探测器，去追寻通往人性深处的路径，再造一个人性爱与善的文学世界。可以说，介入现实、思考人生、尊重自我心灵感受，是唐德亮诗写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