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榕
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和内蒙古美术馆承办的《国魂铸梦 翰墨华章——全国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新作巡展（内蒙古）》，于6月17日上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幕。
展品由山河入画——山水画、锦羽繁花——花鸟画、时代映象——人物画、承古出新——书法篆刻等四个篇章构成，名家荟萃，佳作频出。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在创作者年龄与画面、画面与文字、文字与时代、时代与观者的立体网状关系里，“绘画的功夫，在画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均得到实践佐证。
在“承古出新——书法篆刻”篇章，绝大多数都是黑墨书法作品，唯独一幅红色隶书，强烈地吸引了我。
在真、草、隶、篆、行中，我认为最有劲道的即“蚕头雁尾”的隶书。从着墨的第一笔，到整体完成，始终透着刚火旺、有力量、庄重肃穆、不容侵犯、站桩入地的精气神。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西安文史研究馆赵熊馆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节选自《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一段话，言简意赅，意味深长，书法家笔尖流淌的“红色”令人浮想联翩：革命、战斗、鲜血、牺牲、胜利、喜庆、国旗的颜色……是无比崇高的“中国红”。六十多年前，“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如誓言，印刻在一代人心里。当今之少年还应有如此对红色大道的感悟。通感联想令人深思，不学史不明白何谓“岁月静好”，不比较不懂得何以“感党恩”。
进入“时代映象——人物画”篇章，大多观者“举步维艰”，因为这里有许多充溢华夏历史感和体现正义大道的作品。
辽宁文史研究馆崔晓柏馆员的《少年血》，具有图文并茂的独特性。“画的是啥？什么意思？为啥还有看不清的文字？”大多观者会淡化甚至越过构图、色彩、造型等绘画本体语言，直接探问内容。一个少年独自伫立在白桦林前，深咖与深灰相互濡染而渐变的白桦树溅有斑斑血污，显然这是一场恶战后的情景。他手持刺刀枪，松散的围脖染有血迹，脸上绝无一丝胆怯。警惕！！！是他此刻的心态。同时，画面右上方若隐若现有几行字：“1933 共产国际 中国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满洲省委员会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创建抗联少年营 西征 1938年 抗联第一路军少年铁血队”。从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字不难悟出，这是源自史实的文字记载，也是用崇高的阳刚之美，阐释“少年强，则中国强”力道见证。
20世纪30年代，无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战斗，华北59军顽强的长城保卫战，晋绥军队的联合抗战，都一再证明，近百年前的中国，无论东西南北中，也不论男女老中青，打败日寇，把侵略者赶出去，是龙的传人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共同目标。
于是，探究《少年血》反映的时代背景、典型人物，以及图文之间的关系，便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和思想意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继而，回看新疆文史研究馆张鸿林馆员所书唐代李峤的七律《龙》，从功力非凡的小篆，到精心所选的诗歌，无不体现着传承并光大文化自信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倾向。
在人物画中，一幅素描风格之作亦格外博人眼球。标题《文明互鉴·道与数》与画面构成的想象空间，使浙江文史研究馆应金飞馆员的匠心独运、创作智慧折服了观众。
作品耐人寻味之处，就是老者莫测的眼神。因为，大凡创意，越是莫测，越有魅力。所以，与达·芬奇的《自画像》相比，《文明互鉴·道与数》中的老者是东方人，长须至胸、双耳垂肩、额头高耸、眼睛半闭，大有看破一切又能超脱一切的淡然与放达。
在这里，“数”，象征西方文明，底层逻辑是由数学家、天文学家等构成的毕达格拉斯（BC580-BC500）学派所提出的 “美是数的和谐与比例”。“道”，象征东方文明，从这幅画的人物描绘看，虽颇具老子李耳（BC571-BC471）的形象特征，却饱含着儒道互补的思想诉求。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用基础的绘画方式呈现人类和平共处的基础，推动崇尚自然法则的伦理主义与崇尚契约精神的个人主义相互借鉴，人类才能消灭战争，岁月静好。这就是画作的深刻主题。
当然，国画《鲁迅在海王邨》也令人过目难忘。将历史的写真性与现实的理想性融合起来，将鲁迅先生被垂柳和群书衬托得十分高大，是北京文史研究馆纪清远馆员欲“揭秘”鲁迅之所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基本原因。
有人说，不读书，你的眼前就是世界；读书，世界就在你眼前。这是用空间维度在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而时间构成的维度何尝不是如此。
“1911年，鲁迅在绍兴师范学校任校长时，就向往北京琉璃厂海王邨书肆。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当年，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七年，常常去逛琉璃厂海王邨购书。他在北京14年间，竟去海王邨近五百次，购书几千册。”读到画面右侧的文字，既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文史基础是怎样形成的，也激发“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应在还原历史真相、为其分门别类、深入探寻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以史为鉴，关注民生，是先生以一贯之的文学初心。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14年间，先生便创作出《阿Q正传》《风波》《祝福》《狂人日记》《社戏》《在酒楼上》等进行历史反思、民族自省和文化批判的杰作，由此奠定了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
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六世孙，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著名国画家，纪清远先生的风格是在传承与探索中形成的，而具有历史考据意义的画作，则树立起“画以承史、画以载道”的典范。毕竟，鲁迅先生是“中华魂”，无论时代怎样发展，都是不该忘却的。
荷花既非花中四君子，亦未入24花信风。但花鸟篇里，引人关注的却是《露冷，花且狂》。荷花绽放仅100天左右。秋天已至，“白露”与“寒露”出现，画面上黑色的荷叶知秋、惧秋、顺秋，呈现出毫无生机的凋落状。一朵努力绽放的荷花位处叶下，却并不知趣，努力地将花瓣向外伸展。更“狂”的是画面上方的一个花苞，粉色淡定，独立孤寂却锐意向上，几乎无视露水渐寒的节气，硬要显示生命顽强的魅力。狂，贬义词，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客观环境的心态。但，出污泥而不染，使荷花拥有清白、纯洁、清廉、高洁、坚贞等品性，即使霜降，又奈我何。
人们在赏识中央文史研究馆张立辰馆员运用新奇的构图、着色、造型方法，表现秋荷之“狂”时，会与展厅另一侧悬挂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康新民馆员书杜甫五绝联系起来：“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溪。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自由表达的恣肆，字如其人的豪迈，使其整体草书怎一个“狂”字了得。仿佛量子纠缠，《露冷，花且狂》所蕴含的“形有尽而意无穷”的象征意味，与杜诗的意境叠合在一起，更加发人深省。
在展览中，还有中央文史研究馆姜昆馆员带有行草特点的书法作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其中三个字重复出现，写法却不同。尤其是“德”字，既有行书，又有草书，就是在警醒人们，无论务实还是追梦，行为必须“外得于人，内得于心”，才算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而陈平原所书“学不分东西南北，思常在上下古今”的隶书作品，则是借助书法的审美形式，在佐证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脉，也在激励后学不忘历史，踔厉奋发。
如果说，一本书可能就是一部历史，那么，一副字、一张画、一枚印章，也可能牵带出对社会发展规律、对人性、人民性的深刻解读。而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创作优势和时代担当，就在于画品即人品，分寸即水平，在刻苦“研究”的基础上，将大道、艺道与劲道融为一体，以避免“书无古意千般丑，人淡浮名一梦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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