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榕 彭瑞琪
由内蒙古文联持续推进的“村歌嘹亮”活动,在2025年迎来了新的篇章。6月27日,“村歌嘹亮”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文艺小镇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文联、自治区农牧厅、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0支展演队伍及当地农牧民共1000多人参加,其中展演队伍300余人,观演群众近千人,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村歌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乡村振兴和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载体,承载了浓浓家乡情,凝聚人心士气,增强基层精神力量。如何将“村歌,百姓之歌”的文化影响力持续放大,使“歌游内蒙古”真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品牌,以避免“文学艺术不缺故事,缺呈现;不缺作品,缺责任;不缺资源,缺挖掘”的困境,“村歌”在音乐美学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亟需深入推进。

“村歌”是什么?无论中外音乐史籍,还是与音乐相关的权威工具书,都鲜见“村歌”一词。为此,探索“村歌”的理论界定,包括其本质属性和逻辑外延,十分必要。从内容看,凡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牧村、牧民、牧业;渔村、渔民、渔业等题材的,就是村歌。相对而论,反映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以及反映军旅题材、工厂题材、学校题材、市井题材以及其他题材的就不属于“村歌”。从旋律风格看,凡运用或创新性沿用根植于农村、牧村、渔村的民歌旋律,就是村歌,否则就不能属于“村歌”。明确遴选标准是“村歌嘹亮”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也是推动文艺助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抓手。这不仅是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具体实践。
在我国行政划分中,“村”是乡或镇以下的行政称谓,属于群众性自治单位,由村委会进行村民自治管理。当然,这是由区别于城市各种职业的农牧渔业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群聚集区。为此,国歌、市歌,是行政区域产生的,那么“村歌”是基于农村这样的行政区域而产生的歌曲吗?在文艺领域,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办联合印发《“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其目的就是要强化农村、牧区、渔村、林区等基层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提升其精神生活品质。而“村歌嘹亮”则能够将大家从麻将桌旁吸引到有意义的文艺活动中来,“寓教于乐”,从农村和牧区广大人民群众着手,把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落实到歌曲创作和歌唱中来。村歌已成为文化自觉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表达,推动基层文化振兴向深处走实。

从2023年到2025年的“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可见,每位歌者,无论年龄、民族、职业,均信心满满、意志笃定、豪情满怀。这就使以往逻辑外延极为广泛的“民歌”在反映“村民”的村歌中,体现出更为强大的特指性。当下,从歌词到旋律,从传统到时尚,厘清“村歌”与民歌的关系,并进行必要的学理界定,正当其时。“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哟,好像那春雷响四方。”“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泛流传的两首歌曲,虽不完全属于传统民歌,但因反映农村题材而具备“村歌”品质,这为今天创作村歌提供了有益参照。
艺术创作规律证明,任何歌唱均源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白居易曾总结为“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基于不同地域不同生产方式生成的牧歌、秧歌、号子、山歌是这样,基于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甚至家国情怀的歌曲亦如此。仅以我国的牧歌来看,大多流行于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其歌词虽有关涉婚恋内容的,反映放牧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生产对象(如马、牛、羊、驼)的还是占据绝大多数。因而,无论劳动号子,还是山歌、渔歌、秧歌,是劳动人民在山上砍柴、山上耕种、下海打鱼、下地插秧等劳动中,为抒发情感、消除疲劳或劳动者之间遥相对答、传递情意而形成的歌曲。可见,“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是所有歌声响起的根源。被音乐学家定义为“民歌”的音乐瑰宝,概莫能外。将其作为新时代确立“何为村歌”的理论根据和创作村歌的重要美学资源与文化基础,是没有问题的。同样,就生发并存活于乡间的歌唱内容和形式看,有的是从地方戏曲中裂变出来的“戏歌”,有的则是在舞龙、舞狮、麒麟舞的伴奏音乐中派生出来的。这些亦可为村歌创作的基础,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旋律风格。村歌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和地方认同的重要文化表达形式。
2025年“村歌嘹亮”活动中,内蒙古文联征集53首村歌,评选出《天下兴和》《快乐村排》等“最美村歌”,以及《莫和尔图》《牵挂》等“优秀村歌”。这些作品内容多元,或赞美乡村风貌,如《大美水牛湾》《牧人的家园》,或抒发乡愁情感,如《乡愁》《一粒小米》,或展现振兴建设与时代精神,如《天下共和》《越来越好看》,或凸显民族团结与北疆文化,如《莫和尔图》《水美乡村》。作品融入具体地名、民族元素与口语表达,兼具地域性和艺术创新,部分作品如《快乐村排》融入说唱,形式多样。这些村歌不仅记录美丽乡村建设与多民族交融的真实图景,也成为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唱出了北疆乡村的希望与活力,彰显出基层群众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与创造力。
从内蒙古民间歌曲和75年来的创作歌曲看,这是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村歌创作因此拥有了非常雄厚的生活和历史基础。就目前内蒙古传唱不衰的民歌来看,有巴尔虎民歌、科尔沁民歌、昭乌达民歌,也有乌珠穆沁民歌、乌拉特民歌、鄂尔多斯民歌等等,如《辽阔的草原》《天上的风》《四岁的海骝马》《鸿雁》《天边的云朵》《祝酒歌》等等,都拥有深入人心的蓬勃生命力。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歌,是可以成为北疆“村歌”创作的坚实基础的。地域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群众性是村歌创作的重要品质,劳动造就的尊严与乡土自豪是其精神底色。村人唱村歌,必会使“村歌”这一新鲜的音乐(甚至是文化)样式,在质朴而热情、豪迈而踏实、善良而真诚中,源远流长。由此可见,逐渐“嘹亮”的“村歌”,不必具有国歌和市歌等行政区域属性,只要是反映三农、三牧、三渔的题材,都属于“村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而“幸福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构成的,少了哪一个方面,“幸福”都是不完整的。而“中国碗更多装了中国饭”,更加令人振奋。这是实实在在对我国农牧渔业劳动人民的赞美。在此基础上,如何让硕果累累的乡间兄弟们更加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强基工程重要,自觉或自发地创作村歌重要!当每一个最基层的村镇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村歌就真的可以嘹亮起来了。这些歌曲通过频繁出现村名、地名、民族意象和生活化语言,不仅承载了村民的日常情感与集体记忆,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北疆文化的鲜明特质,使“村歌嘹亮”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温暖注脚和时代实践。广大村民的尊严、自信、豪迈也会由此而生。是的,“村歌嘹亮”是一种新鲜事物,就像贵州的体育赛事“村超”(村BA)、重庆的“中国村歌大赛”,无论界定其逻辑内涵与外延怎样不容易,只要基层广大的百姓需要,就应该不断探索和实践下去。毕竟,这是文学艺术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