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
中国共产党人何以铸就强大的人格力量？拥有家国情怀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人格的魅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家与国》一书像是陈酿，初尝有历史的厚重，细品却是信仰的甘洌。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邵凡晶以家国为舟、以文物为桨，载我们穿越百年雾霭，在李大钊的墨迹里、方志敏的囚笼中、王继才的国旗杆下，触摸一群人用生命焐热的灵魂。
书的开篇，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手稿映入眼帘。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力透纸背：“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位北大教授每月领数百大洋，却选择“为庶民求解放”；他本可保家人周全，却在自述中恳请“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这些文字，不是冰冷的档案，而是鲜活的人格注脚。书中精选的遗书、手稿、笔记，每一件都是沉默的证人。黄大年笔记本上“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批注，王继才夫妇32年守岛升起的200多面国旗，都贵玛抚养28名孤儿时补了又补的襁褓……它们让历史从教科书的铅字里站起，成为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记忆。
全书以“革命理想高于天”“丹心报国泪思亲”“一生长为国家忧”“深情皆为民所系”四章为经纬，织就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精神图谱。最动人处，是它不避讳人性的真实：刘伯坚给幼子的绝笔信里，既有“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的嘱托，也有“望你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哽咽；左权将军牺牲前给妻女的信中，“念念叨叨”的絮语与“矢志为民族解放奋斗到底”的誓言交织；赵云霄在给襁褓中女儿的遗书中，“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的坦白与“不能抚育你长大”的愧疚并存。这些看似“矛盾”的细节，恰恰印证了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不是没有儿女情长，只是将“小家”的爱升华为“大家”的担当，正如书中所引用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邵凡晶的笔触兼具史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写雷锋，她没有停留在“做好事”的表层，而是捕捉到他日记里“螺丝钉虽小，却是机器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自勉；写屠呦呦，她聚焦实验室里“尝试了380多次失败仍不放弃”的坚持；写孔繁森，她用“把藏族老人冻僵的双脚揣进自己怀里”的细节，来替代宏大叙事。这种“以小见大”的功力，让党史从“宏大叙事”变成“具体的人”。德国作家黑塞说：“真正的文学，是对人类精神的深切关怀。”本书正是如此，用李大钊“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执着，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对山河的深情，黄大年“振兴中华”的呐喊，让读者在感动中自然生发出“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的信念。
书的结尾，作者写道：“这些故事从未褪色，总有人愿将自己化为炬火，只为照亮前行的方向。”这或许正是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党史教材，更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王继才夫妇在孤岛上升旗，会想起曾经社区里的抗疫志愿者；当我们读到都贵玛抚养孤儿的故事，会想起身边默默付出的“凡人英雄”。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言：“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只有这种总和才能引起历史事件。”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个体用选择与行动写就的答案：它是“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的坚定，是“继我志呵！”的传承，是“家国在心，信仰在行”的自觉。
窗外阳光炽热，那些书中的名字与故事，早已化作心中的火种，赋予我们奋进的力量。所谓“人格的魅力”，大抵如此，它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却在当下依然滚烫；它属于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却照见了每个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的担当。这或许就是阅读的意义：我们不仅在回望过去，更是在与那些炽热的灵魂对话，然后接过他们手中的火炬，继续走向更亮的远方。
蒙公网安备 1501050200235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