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高
中共在抗战中崛起的奥秘究竟在哪里？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部著作以宏阔的视野和严谨的逻辑、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了在激烈战争环境下中共崛起的过程和原因。
所谓“沉默的战场”，是那些未被浓墨重彩却决定胜负的隐秘角落。书中记载了1938年陕北某县的党员发展场景：农民刘老汉攥着皱巴巴的入党申请书，指尖沾着灶灰，念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村支书发现新党员连名字都写不全，却在“为什么入党”一栏歪歪扭扭写着“跟着能让我吃饱饭的党”。这些被历史省略的“小数点后数字”，恰是中共组织力最原始的生长密码。减租减息政策更是如此：晋察冀边区的地契置换现场，农会会长王老汉捏着地契发抖，地主周先生喃喃“这地契比我儿子还亲”，孩童数着分到的玉米粒咯咯笑——没有口号，只有土地与生存的重量。这些沉默的细节，让“为人民服务”从标语变成温暖的触摸，成为民心归聚的基石。
理论构建同样如此。毛泽东在窑洞修改《新民主主义论》的手稿上，留着被反复圈画的“两步走”论断，卷烟纸边写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批注，警卫员递来的热粥晕开了墨迹，这些细节让“理论创新”从抽象概念变成“带着体温的思考”。
与“沉默的战场”相对的，是被舆论关注、被历史铭记的“喧嚣中的崛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典型代表：张学良兵谏、杨虎城呐喊、南京慌乱、中共斡旋，牵动着全国的神经。但作者揭示，真正关键的是周恩来口袋里毛泽东连夜写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条纲领，以及叶剑英在联络处墙上贴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标语，镁光灯外的准备，才是政治智慧的核心。
军事胜利的崛起亦然。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被媒体争相报道，但数据揭示更深层逻辑：1937-1940年，八路军从3万扩至61万，根据地人口从150万增至1亿。一位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老乡们能过安生日子。”这种“战斗背后的目的”，让军事胜利有了更厚重的底色。“三三制”民主选举则是“沉默”与“喧嚣”中的完美共生。选举大会背后的细节更动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解释“一人一票”，目不识丁的老乡用豆子投下神圣一票。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敏锐指出：“这些农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声音能被听见——这就是最好的动员。”
中共的崛起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社会变迁与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的支持、美国的态度转变、国民党的失误、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乃至日本进攻策略的调整，共同构成了这段复杂历史。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与过去之间永不停止的对话。”
站在新时代回望，这部著作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崛起，都始于沉默处的坚持——基层党员的走访、群众的信任、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也都成于喧嚣中的沉淀——关键战役的胜利、政策红利的释放、思想共识的形成。毛泽东曾比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这颗种子能在抗战土壤中生根发芽，靠的是个体与集体的共振、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真正的强大，从来都是与人心同频；真正的崛起，从来都是从细节中生长出来的伟大。
读完全书，历史的潮声犹在耳畔。那些在沉默中生长的力量、在喧嚣中沉淀的智慧，依然鲜活如初，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民族抗战的故事历史可证。总之，《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一书是一部立意鲜明、内容全面、持论公允、资料丰富的抗战史新著，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中共在抗战中壮大之谜，值得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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