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钱学森

　　□钱永刚

　　1955年9月17日，父亲、母亲、我、妹妹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那时我才7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船舱。这是头等舱，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后来才知道，原来，轮船公司秉承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理由，想阻止父亲回国。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从来不会回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这样我们才住进了头等舱。

　　归国的航程遥远而漫长，但我们并不寂寞。我和妹妹在船上玩，看海景。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有女，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直到25年后我才知道，他们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而父亲在船上和他们的邂逅和交谈，对他们回国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2005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

　　林孙美玉问父亲：“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父亲回答：“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诚挚地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父亲还说，“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的。”“现在回忆这件发生在55年前的事，我仍然感到意义深远。”

　　我们来到北京后，先在北京饭店暂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落户到了中关村。那时，我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住在中国科学院最好的住宅里，足足有5间房子，还有卫生间和厨房，可是做饭既不是煤气，也不是电炉，而是烧煤，但父亲和母亲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记得回国之初，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大人叫我们喝，我们不敢，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不加热的，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的牛奶。我跟妹妹交流着，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引起大人们一阵大笑。

　　刚从美国归来的我，基本上只会讲英语，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帮我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在他的领导下，力学研究所发展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还参加了《1956-1967年科技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算机，讲受控热核反应，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那时，他为了工作，不仅经常废寝忘食，还要出差。他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不仅不告诉我，连妈妈也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他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中看到的因纽特人。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就连妈妈也不清楚。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作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那时候国家的财力、物力非常匮乏，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自然也就无暇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但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众所周知，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形象思维能力，二是逻辑思维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父亲上中学时，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多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他赞叹地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能力，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一年级，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他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只要有喜欢的书，都买回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父亲无形的影响、自身的努力，再加上同学和老师的帮助，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学习和生活。父亲晚年时，有一次和我聊天，他很感慨地说：“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就顾不上你了。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的，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全国的大学任你挑。”

　　可惜，时光不会倒流，就算是能够倒流，他仍然会那样忙，也不会有时间和我一起做题。他的这番话，只能说明他从内心深处是关心我的，只是因为忙，实在无法顾及我。

　　我从没有利用父亲的“荫庇”为自己谋过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不过，有一次，我非常意外地受到了他老人家的“荫庇”。1986年，我“自费公派”，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一年，我38岁，而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这所学校会不会收我这样的“大龄青年”呢？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考我呢？当时我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可是没有料到，他们根本就没有让我考试，就批准我入学了。据说很多年前，父亲从美国的监狱中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说，“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1955年我们回国时，校长又对父亲说：“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这很可能就是我免试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淌,能研制出卫星、火箭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