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虎咬斗纹银饰件 通长9.4厘米、通宽2.9厘米、通高1.3厘米、重50克。（图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
锤揲
传统金属加工的主要工艺之一，充分利用金、银有延展性的特点，通过反复用锤敲打，将金或银先延展成片状，再打造出理想的器形和纹饰。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以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将两只幼虎撕咬嬉戏的精彩瞬间表现得惟妙惟肖，彰显出当时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独特的审美观和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线描图
两只小老虎目视前方，耳朵直竖，前肢相互搂抱，后爪蹬着地面，张开大嘴互咬着对方的肩膀，尾巴像钢鞭一样卷曲上扬，每一处细节都显示出力道与霸气。
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几”字弯怀抱内，南过长城连中原腹地，北逾黄河越阴山，接蒙古高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
鄂尔多斯青铜器又称北方式青铜器，指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或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色而得名。
鄂尔多斯青铜器早期以朱开沟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晚期以桃红巴拉文化为代表。它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呼玫介绍：“鄂尔多斯青铜器按用途大体可分为实用器、装饰品及车马器三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牌饰、扣饰、饰件为主。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工艺，以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著称。”
与夏商周时期的中原青铜器相比，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特点首先是便于携带的日常生活实用器皿，其次是以大量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绝大多数为青铜质地（也包含部分金、银、铁等）的器皿。
呼玫说：“鄂尔多斯青铜器贴近日常生产生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原始粗犷之美，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人们的审美观。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以礼器著称的中原青铜文化和以神器著称的巴蜀青铜文化等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筑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这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独特的魅力所在。”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珍藏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双虎咬斗纹样的银饰件便属于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伊金霍洛旗补连乡一位农民无意间发现的。
1984年夏季的一天，这位农民赶着羊群在石灰沟河沟放牧，无意间在黄沙间看到几件造型奇特的金属物，便捡起来装回家。
文物工作者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发现这里是石灰沟河沟源头，周围植被不多，北侧是半流动沙丘，东侧和西侧是渐缓的山坡台地。大风吹沙，文物裸露出来。文物工作者顺藤摸瓜，发掘出16件银器，15件青铜器，还有一些铁器残片和骨骼，推测这里曾经是一座墓葬。出土文物有虎咬鹿纹饰牌、双虎咬斗纹扣饰、双虎咬斗纹银饰牌、银靴底饰片、刺猬形饰件、羊纹扣饰、龟形饰、卧鹿、长喙鹤头形饰、盘角羊头形饰件、车辕饰、马衔等，所发现的银质器物多数为鄂尔多斯地区首次发现。虎咬鹿纹银饰牌、双虎咬斗纹银饰牌和双虎咬斗纹扣饰，与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乡、东胜区碾房渠村、杭锦旗阿鲁柴登等地出土的动物纹饰牌的风格相似，推测它们的年代也是战国晚期。
呼玫介绍：“双虎咬斗纹银饰件大多缝缀在衣服的衣襟、袖口、裤脚或靴筒等部位，图案布局和谐，风格独特，制作精美，是中国早期北方游牧部族的艺术珍品。”
双虎咬斗纹银饰件以高浮雕的表现手法将两只幼虎撕咬嬉戏的精彩瞬间表现得惟妙惟肖，彰显出当时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独特的审美思想和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
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和艺术发展水平，其铸造工艺大多采用双范合铸的做法，形制规整、合范严谨、纹路清晰、工艺娴熟。
双范合铸是指用两块均有型腔的外范对合组成铸型，将熔化的铜液注入型腔，待其冷却凝固后，去除外范得到青铜器的方法。首先选用陶、木等材质制作出与青铜器形状相同的母范，然后用制备好的泥料在母范上翻制出两块外范，待外范干燥后，将两块外范对合，中间的空腔即为青铜器的形状，最后将熔化的金或者银、铜液体从浇口注入范内，待液体冷却凝固，打碎外范，取出器物，再进行修整。 石灰沟青铜器的发现，更加丰富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提供了珍贵资料。（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刘慧）
●观点
游牧族群的遗物
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在战国时期是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过渡地带，是两种文化碰撞融合的核心区域。
中原地区并存着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其中燕、赵、秦三国处于北方，与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北方游牧族群地域打交界。
为拓展疆域，赵国和秦国先后在鄂尔多斯地区设云中郡、九原郡，带来定居农耕模式。而匈奴、林胡等游牧族群则长期在此逐水草而居，形成“农城相望、牧帐迁徙”的空间并存格局。于是，农耕族群传入铁制农具、粮食种植技术，游牧族群带来马、羊等优良畜种和骑射技艺。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舞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装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在准格尔旗速机沟、瓦尔吐沟，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等地收集到数量可观的青铜器。70年代以后，在杭锦旗发现桃红巴拉、阿鲁柴登墓葬，伊金霍洛旗发现公苏壕、石灰沟墓葬，准格尔旗发现西沟畔、玉隆太墓葬，东胜发现补洞沟墓葬，还有包头西园墓葬、凉城毛庆沟墓葬、巴彦淖尔的呼鲁斯太墓葬等，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多装饰有动物纹饰，器型样式与代表中国夏、商、周文化的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这些遗存在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专家分析推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可能是以戎狄、林胡、匈奴等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族群的遗物。（作者：窦志斌，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院长）
●自白
细节之处显威风
我是一枚银饰件，属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黄沙下沉睡了2000余年。
我诞生于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是游牧匠人智慧与技艺的结晶。他以天地为炉、匠心为火，把对自然的敬畏、力量的崇拜，都熔铸于我的身上。
我的造型是两只小老虎在嬉戏打斗，这可不只是匠人凭空的想象，而是游牧族群对“强者立足”生存法则的诠释。
匠人将银块烧熔成液体，注入模具，两只小老虎仿佛还带着乳香却不失威风的形象便有了形状。它们目视前方，耳朵直竖，前肢相互搂抱，后爪强劲有力地蹬着地面，张开大嘴互咬着对方的肩膀，尾巴像钢鞭一样卷曲上扬，虎身的卷草纹像缠绕的风，咬斗的姿态凝结着张力，每一处细节都显示出力道与霸气，每一道纹路都藏着马蹄的风声。
匠人将我从模具中倒出来，用小锤一下一下地敲打出两只虎的爪子与尾巴。这是一项能让金银器成形的工艺，行业术语称“锤揲（yè）”，是传统金属加工的主要工艺之一，充分利用金、银有延展性的特点，通过反复用锤敲打，将金或银先延展成片状，再打造出理想的器形和纹饰，让冰冷的金属有了人文温度。
在“叮叮当当”的声音中，虎的爪子与尾巴越来越逼真，通长9.4厘米、通宽2.9厘米、通高1.3厘米、重50克的小老虎也愈发栩栩如生。
主人把我缝缀在他的袍子上，不仅用来装饰，更多是时刻激励自己，应该如猛虎般驰骋沙场。于是，晨光中我映照着他披甲的身影，月夜下我聆听着篝火旁的歌声。我见过他弯弓时的矫健，也见过他沙场上的骁勇，我分享着他的喜悦与荣耀。
斗转星移，岁月的河流带走了主人的身影，高原的风将掩埋着我的土与沙一层层拂去，太阳的光芒将我从沉睡中唤醒。
如今，我在博物馆里安了家，经常听到人们的“啧啧”声，这是对2000多年前工匠技艺的赞叹。人们探寻着我们鄂尔多斯青铜器家族的历史文化，那是2000多年前跳动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脉搏。（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高莉）
●史话
千年蹄印烙高原
鄂尔多斯高原在中国古代是游牧部落生活的舞台。据文献记载，今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区，在商代主要活动着土方、鬼方等游牧部落，西周时期活动着以猃狁为首的游牧部落。
进入春秋时期，活动在北方的游牧部落被称为“狄”，包括赤狄、白狄及其他狄，而白狄则活动于陕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文公“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狄”“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訚、洛之间”。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地理名著，成书于北魏晚期，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共记载137条水道；《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所记述的时间跨度上起先秦，下至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年，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但由于历史变迁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许多古代河流的名称和流向发生了改变。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杨守敬，通过对《水经注》的细致分析和实地考察，在《水经注图》中指出，《水经注》中被称为“訚水”的河流就是现在的窟野河。
窟野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位于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最终汇入黄河。窟野河有两个源流，一为乌兰木伦河，位于伊金霍洛旗西北，一为牛孛牛川，位于准格尔旗暖水之北。后来，考古人员在准格尔旗境内发现了一批具有浓厚游牧生活色彩的青铜器，专家认定其与匈奴有关。
匈奴人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活动，推动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深度交融，留下了鲜明且深远的影响，其中鄂尔多斯青铜器成为标志性遗存。
南匈奴归附后，王庭设于此，形成了兼具游牧与农耕特色的地域文化，让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古代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枢纽。（呼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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