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瓷是辽朝陶瓷的简称，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在传承唐朝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在中原地区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的陶瓷艺术，纹饰质朴，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游牧部族特点。辽瓷与其他类型的瓷器相比，技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器物上的图案不用笔画，而是直接用刀刻划，包括刻花、划花、剔花、镂空等，功力显现于深深浅浅间。因此，辽瓷成品的损耗率也比较大。从风格上来说，辽瓷色彩并不十分亮丽，但是却很质朴。
在辽瓷世界里，鸡冠壶是颗耀眼的明星。鸡冠壶源于契丹工匠对皮质容器的仿制，因顶部形似鸡冠而得名，因形制仿游牧部族的皮囊，又称“皮囊壶”；又因其矮身横梁式壶形酷似马镫，也叫“马镫壶”。
契丹人最初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离不开挂在马背上装水、奶、酒的皮囊，逐渐定居下来后，曾经挂在马背上的皮囊就被改良为工艺精美的瓷质鸡冠壶。
通辽市文博院“古代史（上）”展厅便有一件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红褐陶胎，外施绿釉，壶身上扁下宽，凹底，“鸡冠”上有双孔。
该院工作人员姜子强介绍，这只鸡冠壶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区二林场辽墓。1978年8月，通辽县第二机械林场（现钱家店镇二林场村）工人在场部西南3公里的沙丘中发现一座墓葬，哲里木盟博物馆（现通辽市文博院）工作人员对墓葬清理后发现，墓为圆形砖室墓，穹窿顶，墓底顺砖铺地。墓门东南向，呈拱形，高1.4米、宽0.55米。墓门外有八字形护壁，长1.5米、高1.8米，护壁之间条砖铺地。整座墓用长35厘米、宽16厘米、厚6厘米的条砖砌成。墓葬中除出土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外，还有陶瓷器、铜器、铁器、玛瑙器等丰富的物品。根据墓中发现的一颗啮合面已磨平的牙齿及其他出土遗物判断，墓主应为一位老年男性。
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中木屋棺罩和棺床等葬具以及出土的鎏金铜饰件和大量玛瑙饰件，确定墓主是辽朝一位贵族或官员；出土的文物中有铜带銙、铜铊尾和鎏金铜鱼，常见于五代和辽朝的墓葬中，是象征官阶的服装配饰，由此判断墓主人官阶应为六品或七品；结合文献记载的典章制度，认为此墓的年代在辽圣宗前期。
双孔鸡冠壶是在单孔皮囊的基础上形成的。单孔皮囊悬挂马背上重心不稳，演化为双孔皮囊，两个孔洞受力均匀，增加了囊体随马匹运动时的稳固性。双孔鸡冠壶通常有3种形制：一种是壶身丰矮，上扁下鼓，双冠双孔，壶身装饰有仿皮页缝合的纹饰或锥刺针脚纹；另一种壶身与前一种相同，只是前后的双冠等高，冠顶均平，后冠后部下弯与壶身连为一体；第三种是最常见的扁身长方形壶体，上下等宽，双冠双孔，管状口，壶口部配有壶盖，壶身有仿皮条或皮页缝合的装饰，有的还带有锥刺针脚纹，壶底为平底内凹。该款式壶多为釉陶器，绿釉最多。文中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便属于第三种。
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出土时放置于棺床之前的墓室中部，应为墓主生前使用的物品。契丹人早期以树葬与火葬为主，发展为定居生活后，受中原文化影响，土葬逐渐成为主流，贵族的墓葬通常采用砖石结构，规模宏大，装饰繁复，体现出墓主生前的权力与财富。受中原儒家孝道伦理观念的熏陶，辽朝统治阶层推行孝文化，将墓葬设计成房屋的形式，模拟死者生前的居住环境，贵族阶层随葬品种类繁多，除了大量的陶、瓷、铜、铁等其生前喜爱或使用的精美器物外，还有专门制作的明器，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生活与手工艺水平。
辽瓷穿孔式鸡冠壶源于契丹人为满足不同时期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调整与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保留了游牧部族皮囊的原始特征，既延续了传统又勇于创新，是研究辽朝民族融合与工艺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姜子强）
【自白】
绿釉凝香伴牧歌
我是一只经历辽朝窑火流光的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釉色间还保留着皮囊的痕迹。
辽朝由契丹建立，起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契丹人最初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那时，我的家族成员是兽皮做的皮囊。人们将兽皮鞣制后，用皮线缝合成一只口袋，再缀上牢固的皮环。有了皮环，它们就可以挂在主人腰间或者系在马鞍边。
随着社会的发展，契丹人逐步形成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与中原人的频繁交往中，他们学会了瓷器烧造技术。制作我的匠人便师承中原工匠。
那是一个清风徐徐的夜晚，腰间围着皮围裙的匠人拿起一块陈腐好的泥料，放在木质转盘中央，脚踩踏板，转盘便缓缓转动起来。他用粗大的双手按在泥料上，拇指不断从中心向下压，开出我腹部的雏形，双手又顺着泥壁向上提拉，我的身体在他指端逐渐呈现马鞍状，这是我们鸡冠壶家族的经典形制。
匠人又拿起一块泥料，搓成细条，在我身体一侧捏出斗笠形盖子，蘑菇形盖钮，又用细竹片在我身体两侧压出一道道细密的纹路，我便像由三片兽皮缝合、有清晰针脚的皮囊。匠人还刻意在我的“鸡冠”上锥了两个洞，这样我就更像曾经被挂在马鞍上的皮囊了。
我的泥胎被阴干后，匠人用薄如蝉翼的修坯刀将我壶口边缘削得光滑圆润，又刮掉我肚子上多余的泥料。在我的腹部刻了葡萄纹，这个借鉴中原瓷器的纹饰既为我增添了雅致，又有福寿延绵的吉祥寓意。
我在通风处被晾了七天。匠人每天早晨都要检查我胎体的干燥程度，他弯曲起食指轻轻敲击，听声音是否清脆——“干坯之声，如击木石，湿坯之声，如击海绵”，这是中原师傅传授给他的经验。
当我的胎体终于有了“如击木石”之声，匠人便开始为我施釉。配好釉浆后，他将我的盖子浸入里面，快速提起，让釉浆均匀附着在盖身。他又拿了把细毛刷，蘸上釉浆，把我从上到下仔细涂刷了好几遍，尤其是葡萄纹的缝隙，他用毛笔尖涂抹了一遍又一遍。
我又被放在通风处吹了几天，便被送入瓷窑。我感觉到身体的温度在升高、升高……匠人根据师傅传授的经验不停观察窑火的颜色判断温度：初燃时，窑火呈暗红色，温度约500摄氏度；一个时辰后，火焰转为橘红色，温度升至800摄氏度，此时需添入大块松木，让火焰保持旺盛；三个时辰后，火焰变为亮黄色，温度达到1200至1300摄氏度，这是烧制绿釉的最佳温度，需保持四个时辰，让釉料充分熔融，与胎体紧密结合。匠人寸步不离窑炉，观察火焰的颜色，调整添柴的频率。
炉火熄灭，通体绿色、高29.4厘米、口径5.5厘米、宽16.4厘米、侧宽9厘米、底部长8.7厘米、宽7.6厘米的我映入他眼帘。匠人拧开棱角分明的壶盖，检查了严丝合缝的子母口，又举起我，眯起一只眼，另一只眼木匠单眼吊线般端详着我“鸡冠”上的两个孔，开心地笑了。（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文化融合的产物
□陈永生
以通辽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人活动的重要区域，通辽地区现发现科尔沁区福巨古城、科左后旗韩州城、扎鲁特旗豫州城、库伦旗灵安州城等辽朝古城址，还有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库伦旗奈林稿辽墓群、科尔沁区二林场辽墓等辽朝贵族墓葬。在这些城址与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珍贵遗物，绿釉划花扁身双孔带盖鸡冠壶是其中的精品。带盖、双孔、扁身、仿皮囊针脚、施绿釉，这件鸡冠壶不仅是辽代陶瓷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研究契丹人生活习俗、审美观念以及辽朝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鸡冠壶从最初的简单设计到后来的复杂多样化，其发展和变化是辽朝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蕴含着辽朝社会从游牧到半农半牧再逐渐过渡到定居的重大转变。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器物的形态和功能上，更深刻地反映了契丹人对新环境的适应、对新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及对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吸收。随着辽朝社会结构的变化，鸡冠壶在材质、造型和装饰上都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成为研究辽朝历史和文化变迁的重要物证。
辽朝陶瓷器继承了唐代瓷器传统制作技术，同时受五代及北宋中原地区烧造工艺影响，最终发展创新为具有自身特色的陶瓷。因辽瓷有继承也有创新，所以既有碗、杯、盘、盏等中原器形，也有鸡冠壶、凤首瓶、鸡腿坛等独具游牧部族特色的器形，体现出辽朝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绿釉划花扁身双孔鸡冠壶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后应运而生的产物，反映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实物见证。（作者系通辽市文博院研究馆员）
【史话】
改头换面的皮囊
皮囊是游牧部族常用的容器。考古学家在匈奴墓葬中曾发现皮质容器的残片，缝线痕迹清晰可见。鲜卑人沿用了这一传统，在呼伦贝尔的嘎仙洞遗址，壁画上的猎人腰悬皮囊，手持弓箭，形象生动如昨。皮囊上的皮条纹、缝合针脚，本是工艺的需要，却成为日后一种美学的源头。
鄂尔多斯出土的铜鋬耳杯，器身饰有动物咬斗纹，环形的把手便于系挂，明显脱胎于皮囊的实用设计。更有贵族使用金银器，例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虽为萨珊风格，却揭示了草原丝路对器物形制的深刻影响。金属虽坚固耐用，却没有皮囊轻盈。这种取舍背后，是游牧部落逐渐定居，需要长久保存器物的开端。
契丹人建立政权后，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催生出陶瓷器对皮囊的精妙模仿。通辽市科尔沁区二林场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刻意做出三片皮革缝合的痕迹，连“针脚”都清晰可见。尤其是“鸡冠”上的双孔，保留了穿绳悬挂的功能。这种仿皮囊的陶瓷器在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大量出土，釉色从白褐到黄绿，装饰从划花到镂空，纹样从皮条纹到葡萄纹，每一次变化都是文化融合的细节注脚。
金元时期，鸡冠壶的器身逐渐加高，变成纯粹的陈设品，皮囊的形制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些便于提携的弧度、适合马背颠簸的重心设计，是瓷器壶的“本能”。
容器的材质从柔软到坚硬，从模仿到创造，游牧部族的容器样式在文化兼容并蓄中前进。他们把便携的皮囊换为坚实耐保存的陶瓷，陶瓷工艺技术中又保留了对皮囊的记忆，这些细节破解着文化交融的密码。（雷焕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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