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制作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世界瓷器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1号展厅，有一件黑釉瓷瓶特别引人注目，它的瓶口既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而是花瓣形。瓷瓶通体内、外均施黑釉，外壁施釉至底圈足部，釉色光亮，圈足底部无釉。瓶口“花瓣”向外自然舒展下翻，瓶颈直而长，斜折肩，肩部剔刻一周花草纹。腹部饰剔花缠枝牡丹纹，下腹部弧收。高圈足外撇，呈喇叭状,底部边缘部分凸起、有清晰的棱角。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宣传信息中心主任白林云介绍：“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出土于准格尔旗，制造于西夏时期，瓶口是不规整形，最大直径9.2厘米，最小直径8.7厘米，瓶的腹径11.5厘米，整瓶重1.07千克。”
1982年10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农民在敖包渠种树时挖出一口大瓮，瓮口上盖着一口铁锅，瓮的腹部匝着一圈铁箍，瓮里放着瓷器，瓮外面堆放着铁器。经鉴定，这是一处西夏时期的窖藏，出土了黑釉剔花瓷瓶、酱釉瓷瓮、白釉瓷盆、白釉绘花瓷碟以及瓷钵、瓷碗、瓷瓶等21件瓷器。出土铁鍑、铁锅、铁犁、铁马镫等54件铁器。
白林云说，西夏的陶瓷制作技术和陶瓷文化深受中原地区影响，无论是器型、装饰图案、烧制方法等，都与当时磁州窑、定窑和耀州窑所产瓷器有共同之处。西夏人在学习和模仿中原地区制瓷工艺的过程中，虽然逐渐形成了一套本土特色的陶瓷制造工艺，但是受环境、资源与工艺水平限制，瓷器在材质和工艺上都落后于宋、辽。受瓷土和烧制技术影响，西夏瓷器瓷胎较粗，不像中原瓷器那样细腻；西夏的胎土中含有一定量的砂，所以瓷器胎色多数呈浅黄色或泛红，器壁较厚。白釉瓷器大多数不在瓷胎上直接施釉，而是先在瓷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釉，因此器物釉面光泽度不是很好，还有裂纹出现，只有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这样的黑釉瓷器，才有较明亮的光泽。
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的装饰以牡丹纹为主。牡丹纹是典型的中原瓷器装饰纹样。自唐代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爱，有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寓意。辽、宋时期，牡丹更是被赋予了“富贵”的象征意义，成为瓷器上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
西夏瓷器上的牡丹纹饰与辽、宋时期流行牡丹纹有关。西夏和辽、宋间通过交流互动，形成了在本土瓷器上装饰牡丹纹的风格。
西夏瓷器还重视开光技法的使用。开光，是传统装饰技法之一，即在器物某一部位预留出扇形、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圆形等空间，再在空间内部饰以花纹。宋代瓷器开光是在白釉上绘制黑色花纹图案，利用黑白对比产生艺术效果。西夏瓷器开光则采用剔刻技法，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方，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使开光内花纹看上去有浅浮雕的感觉，突出艺术效果。
白林云介绍：“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多处西夏窖藏，例如1949年发现的准格尔旗纳林镇窖藏、1979年发现的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窖藏、1982年发现的达拉特旗新民渠窖藏和准格尔旗敖包渠窖藏、1985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白圪针窖藏、1986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瓦尔吐沟窖藏等。从出土文物看，西夏的瓷器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艺术品和建筑构件等；常见器型有碗、盘、盆、瓶、壶、罐、灯、帐钩、砚台、铃、棋子、建筑构件、人物造像、动物造型等，按釉色分类主要有褐釉、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也有少量姜黄釉。碗、盘类器皿出土数量最多，瓶类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形制多，有经瓶、玉壶春瓶、花口瓶、净瓶、小口双耳瓶、深腹瓶等，文化艺术价值都很高，是我们研究辽、宋、西夏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物资料。”（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白林云）
【自白】
一身亮点的瓷瓶
我来自西夏，浑身都是亮点：花瓣形瓶口，开光处剔刻着牡丹花。制作我的西夏工匠在中原瓷窑的剔花技法上进行了创新。
他是标准的“颜值控”，既想让我用起来顺手，还要求我模样好看。倒酒时，我的脖子能被稳稳抓住，瓶口出酒要顺畅，但造型不能单调。思来想去，他将目光聚焦到身边常见的花朵上，于是，我的瓶口被设计成看着舒服，用着顺手的五瓣花形。
工匠先在慢轮上把我的身体一点一点拉圆，待我身体半干，他在瓶口一下一下轻轻按压，直到按出五朵花瓣的造型。他一边轻捏“花瓣”一边向身边的小徒弟传授经验：“花瓣尖薄点，瓣根厚点，这样入窑烧时不裂、不变形。”
瓶口花瓣造型做好后，工匠先在我的身体上施黑釉，又在我的腹部做了牡丹花形开光，用剔花技法露出淡黄色的胎体。这些牡丹花可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工匠先在我胎体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又罩上黑釉，待釉层半干，用刻刀细细剔出牡丹的轮廓，花瓣层叠、枝蔓舒展，在黑釉与淡黄色胎体的衬托下，牡丹花纹如浮雕般凸起。
匠人还设计了能稳稳托住我身体的高圈足，足墙如喇叭口般外撇，既端庄又不失灵动。最后，他给我施透明釉，将我捧入瓷窑。出窑后的我，黑釉与淡黄的胎色成强烈对比，身体上的牡丹花绽放得如同夜色中绚丽的烟花。
这里必须向大家炫耀一下我们那时的牡丹纹，它的美很自然，无论是单枝还是缠绕的大朵牡丹花，在瓷器上肆意绽放，花瓣和花蕊隐约可见，展现出牡丹花的高贵典雅。
牡丹在人们心中是吉祥之花，象征着富贵、圆满。我身体上大朵盛开的牡丹纹便是一幅和谐、美好的图景，既有西夏人的粗犷豪放，又有中原文化的细腻雅致，是西夏瓷器的精品，也是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历经千年风霜，我依旧釉色深沉、纹样清晰。（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文化融合促发展
□白林云
隋唐时期，牡丹纹作为一种装饰纹样普遍出现在壁画、服饰、家居用品等日常生活中。至北宋时期，牡丹纹的风格由富贵饱满变得内敛写实，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成为西夏瓷器中典型的装饰题材，被赋予吉祥、富贵的寓意。
我国出土的西夏瓷器装饰纹样种类繁多，造型多变，在众多植物装饰纹样中，牡丹花主题的纹样最多。西夏瓷器上的牡丹纹受宋代写实主义风格影响很深，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本土风格元素，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五大名窑代表着宋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西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的剔花工艺，正是西夏瓷窑和毗邻的辽、宋等瓷窑互相影响的产物，因此，西夏瓷器的艺术风格既有本土特色又有中原文化的韵味。
西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的纹饰风格，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瓷瓶上的剔花装饰技法最早见于宋代磁州窑，西夏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瓷瓶上的花纹质朴大方，线条流畅，具有简洁、沉稳的美感。这些花纹不仅体现了西夏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出西夏人的审美观念。
牡丹纹样在不同族群间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成为连接他们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瓷器制作中，牡丹纹样作为经典纹饰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朝代的瓷器上。宋代的牡丹纹样采用刻、印、划等技法，推动了牡丹纹样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西夏人崇尚牡丹，将其视为国家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西夏瓷器上的牡丹纹饰宛若一幅和谐、美好的图景，牡丹花大朵盛开，制瓷工匠在创作中再现牡丹在大自然中盛开时的真实图景，凸显出西夏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西夏瓷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是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西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是西夏瓷器的典型代表，它不仅具有浓郁的地域气息，还融入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祝愿，象征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源远流长，具有深远的艺术魅力。（作者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瓷韵流转诉风华
瓷器是中国国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承载着灿烂的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的瓷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它代表早期瓷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瓷器发展的开始。到了隋代，瓷器中的青瓷进一步成熟，白瓷得到很好的发展。唐代，真正的瓷器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瓷器有了南青北白的地域特点。宋代是传统瓷器发展的繁盛时期，名窑林立，有著名的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宋代瓷器追求如脂如玉，形制优美，高雅凝重。明、清两代，瓷器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斗彩成为彩瓷的基础，影响着后世发展。
西夏瓷器品种和生产工艺受晚唐、五代以来，尤其是宋代北方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辽瓷的影响较大。
西夏1038年建立政权，自称“邦泥定国”“大白高国”，先后与北宋、辽、南宋和金并存，立国190年。
西夏建国之初，参照北宋建立制度，设立有文思院，后来又设置了刻字司、制药司、织绢院等部门，各部门对相关手工业生产进行管理。
西夏境内的金属矿藏相对匮乏，有限的金属冶炼和锻造主要用于贵族奢侈品消费、兵器制造和生产用具。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西夏在金属冶铸、纺织、印刷等手工业方面均有较大成就，铁剑在当时就非常著名。
陶瓷不仅是西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皿，也是一些金属制品的替代品，因此，西夏瓷器不仅在工艺上达到了一定水平，在装饰上也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以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其中，植物纹以牡丹为最多，有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等。
西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体现了西夏与中原地区以及周边族群之间的技艺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西夏瓷器制作水平的提高，也丰富了西夏文化的内涵。因此，从西夏黑釉花瓣口剔花瓷瓶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痕迹。（白林云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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