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管形火器将火药推到更高的位置。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辽——清的乌兰察布”展厅陈列着一件制造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铜火铳，口径10厘米，内径7.5厘米，总长度49厘米，重17.7公斤，尾銎（qióng）长5厘米，药室长12厘米，前膛长32厘米。
该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副主任付迪介绍：“这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制造的一种早期火炮，材质是铜，口径较小，主要用于发射铅弹或其他小型弹丸。铜火铳上刻有‘英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 永乐七年九月日造’铭文是它的‘身份证’。明代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英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是它的专属序列号。”
《明史·兵志》中有“手把铜铁铳”“无敌手铳”“可装弹丸中丸则八，小丸则十”等关于铜火铳的记载，其效力被形容为“射穿百札，声动九天”。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铜火铳出土于丰镇市对九沟乡，这里是明长城在乌兰察布境内的大边所在地。明朝建立后，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经常南下获取生活必需品，为此双方屡屡产生摩擦。为了应对各游牧部落骚扰，明朝廷陆续在北边修建边墙，即明长城。明长城在当时称为“边墙”，简称“边”。
乌兰察布境内有南、北两道明长城，间距2米至50千米，历史上称为大边、二边。它们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长城沿线地区的社会稳定。长城沿线设置了许多关隘和互市点，如张家口、大同、榆林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场所。游牧部族用畜牧产品与中原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铁器等物品，不仅满足了双方各自的生活需求，也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强。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礼仪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术等传播到北方游牧部族地区，对其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方游牧部族的音乐、舞蹈、服饰、习俗等也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大量汉族人口向长城沿线聚集，形成了许多军事城镇和村落。长期的交往和杂居，促进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学习，在语言、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这件发现于明长城旧址的铜火铳，也是当时长城内外不同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
铜火铳属于管形火器，据史料记载，管形火器出现于宋代，最初用竹筒做成，把火药与弹丸装入竹筒，点燃捻线，或喷出火焰，或发射出弹丸。1132年，南宋军事家陈规在坚守德安城时，创制了一批长竹竿火器，以粗长竹管作为器身，两人配合操作，一人扶器身、一人点火。长竹竿火器可以长时间喷射火焰，对木桥、城门等木质结构建筑毁损力很大。
“用铜、铁制造管形火器较竹制者晚，但从我国已发现的实物看来，也不会晚于十四世纪初。明代是火铳制造的鼎盛时期，运用火器是明军在战争中获得绝对优势的依仗。”付迪说。
据史料记载，明王朝建立后，火铳成为明军的制式武器。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相当于每10名士兵中就有一人配备火铳。根据实战需要，在元代的基础上火铳又发展出大、中、小三种类型，包括装备单兵使用的小型手铳，装备于战船和关隘的中型碗口铳，以及专用于城防要塞的大型铳炮。《武备志》等史书中记载，明代各种类型的火炮有四五十种，为了方便管理，采用在火铳上铸造铭文的措施。
后来，朱元璋将火铳制造权力下放到各卫所，为方便出现差错时追究责任，将监造、主造、制造者的姓名铸于铳上。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对火铳进行了一系列改良，最显著的就是药室壁加厚扩容。这一变化使药室具有更大的容积和横截面，火药燃烧后，瞬间产生大量高温气体挤压进截面较小的铳膛中，提高了弹丸的飞行速度和杀伤力。明成祖还将火铳制造权收回中央集中负责，火铳上的铭文不再刻卫所名称和监造人姓名，而是以统一编号天、奇、武、英、功、胜、烈、电等字号代替，火铳制造进入高潮时期。（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付迪）
【自白】
势如破竹敌胆寒
我的名字叫铜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小口径火铳是枪的前身，大口径火铳是火炮的前身。
我们有庞大的家族，在古代军事科技的星空中，我们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不仅照亮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格局，更以独特的机械智慧展现了古人对火药能量的创造性。
600多年前，我们是军队中最得力的武器。在烽烟岁月里，我们随将士驻守边塞、护卫疆土，目睹过沙场征战，守护过家国安宁，见证了明代各朝军事与火器的发展。
大家看我的身体，由尾銎、药室、前膛组成。尾銎用于安装木柄或固定在支架上，它虽然中空，却与药室不通。药室是我身体最粗的鼓腹部分，与前膛相通。前膛是我身体最上方的直筒部分，从药室到铳口，直筒逐渐变细。药室壁有一个点火孔，与室腔相通。点火孔上铸有长方形火药槽，槽上安装活动扣盖，称火门盖。药室装填火药后把火门盖合上，可保证火药干燥。
为了保证我身体的关键部位更结实，制作我的工匠在药室前后和銎沿各铸了一道加强箍。战场上，使用我的士兵将火药填塞进药室，将弹丸装入前膛，用火绳从点火孔引燃火药，燃气产生推力，弹丸被推送出前膛。震耳欲聋的巨响后，我常听到敌方阵营传来的哀嚎与惨叫声，放眼望去，对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你们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有缺陷，装填弹药费时、发射速度较慢，因此在战争中常被指挥官采用三排轮放法：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三行列阵，待敌军上前，第一行铳、箭齐发，若敌军不退，第二行接着发射，敌军仍不退，第三行继续发射。
大家再仔细看我的前膛和药室中间这截筒壁上，刻着“英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 永乐七年九月 日造”铭文，这是我正儿八经的身份证。“英”是我的辈分，“三千七百九十四号”是编号，“永乐七年”是我出生的年份——公元1409年，如此算来，我今年已经617岁了。
斗转星移，如今的我褪去锋芒，作为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军工记忆，向世人讲述着明代的军工与兵器制造。（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民族融合的典范
□谢伟 董雪琼
铜火铳的发展是明代军事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提升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也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朝初期，元朝统治者虽然北遁大漠，但仍有一定势力。明军向北征战，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防御体系，以“九边重镇”为重要军防点，配合沿边都司卫所及长城与元朝残存势力对峙。乌兰察布草原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于是逐步形成今天乌兰察布境内留存的明长城遗址。2007年发现的隆盛庄长城石刻，清楚地记载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朝统治者的一次修边行为。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统治者设置大同镇，其管辖范围包括张家口地区和乌兰察布地区。同年九月，铜火铳问世，置于长城，用于边防军事作战。
虽然这一时期该区域战争频发，但长城内外群众出于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常常突破封锁进行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九边重镇”的粮饷供应、军马损耗等不断增加，明统治者意识到通过民间贸易不仅可以补充边防军马，还能大幅降低运输和管理边境军需粮饷成本，于是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食盐专卖凭证盐引，长城内外的群众逐步形成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关系。
明朝火铳的发展，是多民族技术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明初，火铳立足本土工艺，标准化生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状火器体系。到中后期，朝廷引进西洋鸟铳，结合中式铸造、火药配方与战术需求加以改良，实现中西技术互补。
以器物融合承载文化交流，明朝火铳不仅是一件兵器，更展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成为不同文化融合的典范。（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领先世界的枪炮
火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元代，是兵器制造部门在宋代突火枪的基础上创制出来的新式武器。
突火枪是所有现代步枪、霰弹枪和手枪的鼻祖，出现于宋代。《宋史·兵志》记载：开庆元年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突火枪的基本形状像我们现在的手持冷焰火，最前端是一根粗竹管，中间膨胀的部分装火药，外壁上有一个点火小孔，尾端是手持的木棍。发射时，木棍杵在地上，左手扶住竹管，右手点火，石块或弹丸随着巨响射出，最大射程可达300米。
相较于突火枪，火铳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竹管改为金属材质，起初用铜，叫铜火铳，后来改用生铁，称铁火铳。元代铜火铳有单兵手持使用的手铳和装在木架上发射的碗口铳。
明代是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鼎盛时期，火器在战争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突出的特点是管形火器用铜或铁为材质，如筒状。《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中说：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一类的火器，亦谓之炮，又谓之铳。
明朝统治者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造兵”，组建了专用火器的神机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立的西班牙火枪兵早一个世纪左右。
神机营的创建改变了明军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创造和发展了火铳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火铳的大量使用，促进了火铳制造水平的长足发展，形制趋于标准化，由小到大分为手铳、中型火铳、大型火铳三种类型，构造也更加精细、科学，考虑到了膛压、火药燃烧、弹道推射等机理问题。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采取了铸造铭文的监制措施。早期的铭文内容包括卫所、编号、铳名、重量、制造年月、制造机构以及监造、主造、制造者姓名，明成祖开始将制造权收归中央集中负责，这才有了“明永乐年造铜火铳”的铭文制式。
明末，西洋传教士带来了更先进的鸟铳和火炮技术，嘉靖以后，明军装备的轻型手铳和重型火铳逐渐被鸟铳和火炮取代。（赵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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