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右翼中旗简称科右中旗，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草原腹地，是兴安盟最南端的一个旗。这里曾是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部族繁衍生息之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走进科右中旗博物馆二楼精品展厅，目光不由被一只褐色的大肚子瓷瓶吸引，瓶体端庄沉稳，两侧却各竖排着两个孔，让人满腹问号。
该馆藏品保管部工作人员红伟介绍：“这是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出土于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瓶两侧的孔用来穿皮绳。契丹人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以就畋渔，穿带瓶满足了他们游牧迁徙中对储存液体器具的提拎、携带以及放置的需求。”
代钦塔拉辽墓位于代钦塔拉苏木，1991年9月，兴安盟文物管理站和科右中旗文物管理所在该苏木抢救清理了9座被盗掘的辽朝墓葬，出土了多件精美的器物。虽然没有发现墓志铭，但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仍可判断这是辽朝早期墓葬。随葬品按材质分有金、银、铁、陶、瓷、木器及丝织品，其中陶瓷器34件，器型有穿带瓶、鋬耳壶、鸡冠壶、注壶、温碗、梅瓶、板沿洗、盏和盏托、罐、盘、碗等，均为辽地窑口烧制。
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出土于代钦塔拉3号辽墓，通高32.7厘米、口径11.6厘米、底径12.6厘米，独特的器型设计与窑变釉色，不仅是研究辽朝制瓷工艺与宋辽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也为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鲜活样本。
红伟说：“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遵循中原瓷器盘口、细颈、溜肩、鼓腹的经典制式，腹部从中间以下逐渐内敛，底足平整，瓷胎呈温润红色，胎质坚密，略显粗朴，表现出辽朝制瓷工匠质朴的工艺理念。胫部一周弦纹以刮削工艺制成，胎体微露，在素面器表形成简约而具有层次感的装饰效果，突出了辽瓷实用与美学相融的独特风格。”
釉色是瓷器的核心艺术特征。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除底部外，器身均施以褐釉，又以姜黄釉泼洒于其上，采用自外口沿向下浇釉之技法，致使釉水在流淌过程中形成自然窑变。
窑变，是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窑变无双”，说的就是窑变釉的变化莫测，独一无二。《稗史汇编》记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瓷器在出窑后可能呈现出意外的釉色效果。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瓷器上偶有窑变出现，人们不知其中原理，认为是瓷器在窑内烘烧中的变化，故称之为“窑变釉”。最初，这种现象被视为不祥，尤其是官窑中出现窑变，会被砸碎销毁。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说：“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意思是陶工看到瓷器的窑变，觉得不可思议，迷信的认为是妖在作怪。
随着时间的变换，窑户们逐渐发现了窑变或如灿烂云霞、或如春花秋云、或如大海怒涛、或如万马奔腾的美，不仅接受了窑变的缺陷美，更被青睐追逐。到了清代，尤其是清雍正、乾隆时期，窑变被视为祥瑞。成书约于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是清代有关景德镇窑瓷器业的札记著作，有“清代生产窑变釉，入火使釉流淌，颜色变化任其自然。窑变釉到清乾隆时期产量大，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掌握窑变釉的规律，将高温窑变釉的烧造提到了新的高度”的记载。
科右中旗博物馆副馆长包雨冉说：“窑变釉开创了我国陶瓷釉彩装饰的新途径，它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色釉，为中国陶瓷工艺美学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代钦塔拉三号辽墓出土的这批陶瓷器，塑型工艺、装饰技法、烧制火候等方面都很娴熟，印证了辽朝瓷器在创烧和日趋成熟的过程中，中原匠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将娴熟技法与本土的风物结合，创烧独特的辽瓷品种。”
科右中旗博物馆馆长吴斯琴说：“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虽然烧制于辽朝窑场，却有着深刻的中原文化烙印——盘口穿带器型源于中原邢窑、定窑的经典制式；泼釉技法中融入了辽朝工匠的创新意识，恰如宋辽时期双方人民的交往交流，将不同文化融合。这件文物是不同民族在器物美学上相互借鉴的共同成就。”（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红伟）
【自白】
我是辽瓷的骄傲
大家好！我诞生于千年前的北方窑火中，名叫辽朝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虽然听上去有些拗口，却是当时游牧部族信赖的旅伴。
我的胎体坚实厚重，窑火将我的褐釉淬炼出深浅不一的纹理，成为独特的印记。大家看我肩部与上腹部，褐、黄、红、紫，诸釉色交融，形成细密禽羽纹路，仿佛为我披上一袭华美的羽衣。腹部中间的釉色犹如垂落的飞瀑，奔泻而下，一滴釉水乘势调皮地流到我的胫部，幻化出“流釉”的绮丽奇观，促使沉稳的褐釉、灵动的姜黄釉与热情的紫红色交织成独一无二的“窑变密码”。
大家再看我的造型：盘口细颈，丰肩鼓腹，身体上还有四个孔，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适应主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首先说我的盘口，瓶口沿处加宽，更方便水、乳、酒等液体的注入与倾倒，再用塞子封住瓶口，既防漏又卫生。我圆润饱满的大肚子能装很多东西，所以“脚”被设计成矮圈足，这样我就能稳稳地站在地上啦。大家再看我又细又长的脖子，既方便主人单手抓握，又可预防我肚子里液体的流失与蒸发。
我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身体两侧用于穿皮绳的孔，作用非同小可。主人提着我去河边打水，当我肚子里盛一半水时，身体就会漂在水面，这时，主人只要拉着皮绳控制住我的身体让瓶口倾斜，再迅速提起皮绳，我就能装一肚子水。
主人过着转徙随时的生活，我是他旅途中的伙伴。主人在我肚子里装满水或奶酒，把坚韧的皮绳从我身体两侧的孔穿过，牢牢系在马背上，我便成为他生活的保障。
游牧部族车马为家的生活孕育了我，无论是形状还是釉色，我身上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体现了制瓷工匠的技艺。作为辽瓷的骄傲，我不仅是一件容器，更是一段历史的载体，见证了宋辽百年和平时期南北经济互通、文化互鉴的叙事。（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交融互促焕新生
□吴斯琴
盘口穿带瓶是辽瓷中的典范，以独特的构造特征在辽瓷类器具中大放异彩。它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是为适应游牧部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以就畋渔”的特点而设计，有效解决了游牧迁徙中液体盛装、提拎、携带以及放置的实际需求。
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虽烧制于辽朝的窑场，却与中原文化渊源颇深，犹如宋辽时期两地人民的互动，双方在对抗中相互借鉴，于交流中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契丹人生活在草原，早期并没有烧造瓷器的技术。《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为满足游牧需要与审美需求，契丹人在中原瓷器烧制基础上融入游牧文化气息，将两种不同文化因素融合，在传承与创新中孕育出适合动态迁徙与静态放置的盘口穿带瓶，不仅具有卓越的实用属性，还兼备科学理性，彰显辽朝瓷器的独特魅力。
流转的时光为褐釉窑变盘口穿带瓶积淀了温润的包浆，这件文物珍品便清晰地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内在包容。盘口穿带瓶以瓷为体，凭借窑变之彩，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智慧，这件文物所承载的精神价值已超越其物质形态，成为连贯历史与现实的文明桥梁，它用土与火的艺术向我们证明，不同文化在相互启迪中能催生出更为璀璨的文化新态。（作者系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馆长）
【史话】
定窑风骨入辽瓷
辽瓷在我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唐代的传统技术，吸收了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新的工艺，又进行了发展创新，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游牧部族特点，是我国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缩影。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宋辽百年睦邻，双方频繁的交往交流成为契丹人借鉴、学习中原陶瓷制作技艺的重要契机，辽朝的瓷器也成为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据相关文献记载，辽朝契丹人墓葬出土的青白瓷器中，盏托、注壶、注碗、熏炉、粉盒等均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用于饮茶、饮酒、焚香、贮粉的实用器具也很多。
辽朝在制瓷的装烧技术和装饰技法上，也受到中原地区窑口的深刻影响，不论瓷器种类还是造型、装饰、烧造工艺，均有中原定窑的身影。辽朝契丹人墓葬出土的具有典型游牧风格的瓷器中，拉坯、贴塑、印坯等主要成型方法以及装烧技术等，均是中原早已发展成熟的制瓷技艺。
陶瓷是辽朝游牧文化变迁最活跃的载体。盘口穿带瓶器型源于中原地区邢窑、定窑在唐代至北宋早期的形状，辽朝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功能性创新，在保留盘口、细颈等中原器形范式的基础上，在瓶腹部增加对称穿带系，既契合游牧部族迁徙时的便携需求，又以对称式布局呼应中原的中庸和谐审美理念。
器物是文化的物化符号。《辽史》记载，辽朝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之策，促进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盘口穿带瓶便是辽瓷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瓶上的每一处细节，均是那时“相学相化”的生动见证。（包雨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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