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说丨联结世界的桥梁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粟特人凭借出色的经商与手工艺能力，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留着他们当初沿草原丝路一路东行的历史印记，书写着文化交融的篇章。

　　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3号厅陈列着一把唐代粟特式银壶，通高28厘米，足径11.3厘米，通体锤揲成型，素面无纹。银壶小口，立领，短束颈，鼓腹，柄部和口沿相接处装饰着深目高鼻、“八”字胡须、短发向后梳的鎏金胡人头像，头像对面有鸟喙形流。壶的圈足外侈，底边装饰一周联珠纹。该院典藏部工作人员白羽介绍：“这是粟特工艺传入北方草原的经典物证，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

　　1975年春天，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修水渠时发现了两座墓，出土了一批银器和金带饰，包括银壶共有3件典型的粟特式银器，另外两件是猞猁纹鎏金银盘和柳叶形银碗。

　　猞猁纹鎏金银盘浅腹，高圈足，盘心为老虎纹浮雕，盘口沿部分和猞猁纹均鎏金。柳叶形银碗浅腹，碗口呈不规则椭圆形，底部有焊接痕，考古专家判断，银碗底部原来应该有圈足。

　　银壶在中亚粟特地区常见，传入我国后被称为“胡瓶”，即胡地制作的瓶子。胡瓶在三国时期就已传入中原，到了唐代，胡风盛行，胡瓶成为贵族使用的器具。

　　夏鼐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78年在《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一文中将这把银壶归为萨珊式。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在《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将这把银壶归为粟特式。

　　白羽说：“萨珊式与粟特式都有带把壶，两者非常相似，均有鸟喙形壶嘴、弯曲的把手以及喇叭状圈足。相较于萨珊式带把壶，粟特式带把壶的把手连接壶口和壶腹部，把手上的指垫也就是银壶的胡人头像处位于壶口和把手连接处，圈足直径与高度的比例大于萨珊器，圈足与壶身连接处直径较小。萨珊式带把壶相较于粟特式壶，身材看起来更加修长，壶腹直径与高度比例更小。这两种胡瓶都受到罗马式胡瓶的影响，胡瓶进入中原地区后，工匠们发现带有流的器物在倾倒液体时不易洒出，更加方便，于是促进了唐代单把、带管流注子的产生。”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胡”，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一带的古老部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跨国商贸、多语沟通、多元文化适配著称。

　　公元六世纪中叶，突厥兴起，占领粟特地区，大量粟特人融入突厥部落，随他们游牧迁徙至内蒙古草原、河套地区，成为突厥商贸、外交、军事的核心力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10万突厥降唐，其中主体为突厥化粟特人。

　　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一带在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设置了六胡州，即鲁、丽、塞、含、依、契六州，以羁縻制度管理粟特移民。除“六胡州”外，粟特商队沿参天可汗道、阴山道，遍布内蒙古阴山南北、西拉木伦河流域、河套平原，北接蒙古高原，南连关中长安，西通中亚，东抵营州（辽西），形成全域商贸网络。今赤峰、通辽一带在唐代是契丹松漠都督府核心区，紧邻营州，粟特人随唐朝军政、商贸活动深入，与契丹、奚族深度交融，成为中亚文化向东北亚传播的延伸地带。

　　粟特商人是草原丝路的“贸易中介”，他们向西贩运中原丝绸、茶叶、瓷器至波斯、拜占庭；向东、北贩运中亚金银器、葡萄酒、香料、胡药、玻璃器至北方草原、中原，在北方草原设立胡市、榷场，开展游牧部族与中原的转贩贸易。粟特商队采用股份制经营、粟特文记账，是唐代北方最成熟的跨国商业体系。

　　内蒙古凭借独特的区位，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与中亚西域文化交汇的枢纽。粟特人以商贸为纽带，打破地域阻隔与文明隔阂，让草原丝路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带动物产流通、技艺互鉴、文化共生，促进了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白羽）

　　【自白】

　　文化信物越山海

　　我是一把来自千年之前的粟特式银壶，身体散发着白银温润的光泽，镌刻着丝路风沙与文化交融的印记。我见证过中亚草原的辽阔，亲历过丝绸古道的繁华，最终扎根中国北方草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活见证。

　　我诞生于粟特匠人之手，粟特人世代以经商为业，脚步踏遍欧亚大陆，用智慧与匠心打造出无数精美器物，我便是其中之一。打造我的匠人精心挑选了一块纯度很高的白银，以精湛的锤揲、鎏金工艺细细雕琢，历经无数道工序，我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我有圆润饱满的肚子，沉稳端庄的圈足，圈足上镌刻着粟特文化标志性的联珠纹，一圈圈细密的纹路，是丝路粟特商旅对征途圆满的期盼。

　　联珠纹是萨珊波斯重要的艺术题材，由一个个的小圆珠组成，或排成条带形状，或围成一个圆圈，包围着主题纹样，成为联珠圈。

　　我的身体一侧有坚实的曲柄，柄端与壶口相接的指垫处立着一尊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的鎏金胡人头像，头像对面有鸟喙形流，这是我们族群的烙印，也是我来自中亚故土的鲜明标识。

　　在粟特聚落，我是贵族宴饮的酒器，盛过甘甜的葡萄美酒。后来，有“丝路使者”美誉的粟特商人将我装入行囊，我便成了跨越山海的文化信物。

　　那天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我随着粟特商队告别故土，踏上了漫漫丝绸之路。我们穿越戈壁荒漠，走过绿洲城邦，迎着风沙，伴着驼铃，一路东行。我们在沿途的驿站里打尖，看见不同民族的旅客相互问候，漫长的旅途中，我也沾染了不同地域的烟火气。

　　一路风雨一路歌，伴着声声驼铃，我们来到了中国北方的草原。我的异域造型成为当地贵族宴席上不可或缺的酒具，于是，我很快与典雅的瓷碗、古朴的青铜器皿，还有像两根棍子、工艺却十分精湛的筷子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聆听悠扬的牧歌，看着穿不同民族服装的人畅谈，不知不觉我爱上了这片热土、这片辽阔的草原。

　　时光流转，风沙掩埋了古道，繁华褪去了旧颜，如今，博物院四季恒温的展柜是我的家，无数游客在我面前驻足，阅读我背后的丝路传奇。我不再只是一把盛酒的银壶，更是一座无声的文化桥梁，我向大家讲述丝路互通、民族相融的故事，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丝路银壶映交融

　　□云彩凤

　　粟特式银壶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融的核心物证，它的出土对研究中西交流、工艺传播、民族互动及丝路贸易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首先，它见证了粟特人在草原丝路上的商贸枢纽作用。粟特人长期活跃于中亚至中原的丝路沿线，是东西方贸易的核心中介。粟特式银壶的形制、材质与工艺，均源自中亚粟特本土，由粟特工匠打造或经丝路贩运而来。这类器物出土于北方贵族墓葬，印证了唐代丝路贸易的常态化：粟特商人将中亚金银器、葡萄酒等特产输入中原，又将丝绸、瓷器运往西方，构建起跨区域贸易网络。

　　其次，追溯粟特式银壶工艺传播路径，印证中西技术交融。粟特式银壶的锻造、锤揲、联珠纹装饰等工艺，源自波斯萨珊与中亚粟特传统，是西方金银器工艺东传的关键证据。隋唐以前，中国金银器以饰品为主，容器罕见，隋唐后，金银容器大量出现，造型与工艺明显受粟特式胡瓶影响。例如甘肃慕容智墓出土的银胡瓶的鸭嘴流、单柄、高圈足设计，被唐代陶瓷器广泛仿制，推动了中国制瓷与金银工艺的革新。瓶内残留的白葡萄酒是国内最早实物遗存，证实了葡萄酒酿造技术随器物东传，见证饮食文化的跨区域流动。

　　第三，粟特式银壶的出土，反映出不同文化互鉴，描绘出民族交融的图景。粟特胡瓶的分布，覆盖河西走廊、内蒙古、宁夏等多民族聚居区，是中古时期不同民族交融的缩影，表明粟特文化被多民族接纳吸收。同时，胡瓶纹饰逐渐汉化，如缠枝纹、瑞兽纹取代纯粟特纹样，体现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为了解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提供了实物支撑。

　　此外，胡瓶出土地点串联起丝路沿线聚落，还原了粟特商人的活动路线、贸易网络与生活轨迹，填补了丝路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史料空白。粟特式银壶不仅是丝路贸易的“活化石”，更是中西工艺互鉴、民族交融的核心物证，为重构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提供了关键实物支撑，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六州共生胡汉情

　　今内蒙古地区在隋唐时期是粟特人活动的鼎盛阶段。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朝廷为安置归附的突厥降户，在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一带设置鲁、丽、塞、含、依、契六州，统称“六胡州”。

　　“六胡州”地处戈壁与绿洲之间，扼守草原丝路要道，吸引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昭武九姓”粟特人陆续迁入，落地扎根，形成唐代规模最大的粟特人聚居群落。

　　“六胡州”作为唐朝羁縻府州，朝廷任用少数民族贵族为官，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强迫他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传统法律，保留自己的兵马；不直接征收羁縻府州治下百姓的赋税，而是由各族统治者按旧有方式自行征收后再向朝廷纳贡。

　　粟特人擅跋涉、通多种语言，以经商为业，活跃在草原丝路。《新唐书》记载“利所在，无不至”，是粟特商人的真实写照。他们以驼队为依仗，成群结队穿梭戈壁荒漠，将波斯珍宝、西域香料输往中原，又把丝绸、茶叶贩向中亚远地。为抵御路途劫匪，商队常自备武装，行旅规模动辄数百骆驼，声势浩大。

　　依托“六胡州”独特地缘，粟特人摸索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一边开垦土地、耕耘稼穑，延续中原农耕传统，一边放养羊群、经营畜牧，保留草原部族习俗，还引种西域葡萄栽植园艺，把异域生活风貌植入草原、河套地区。

　　粟特人通晓多国语言，是草原丝路上的中介与翻译，他们周旋于突厥可汗、长安商贾与西域使者之间，是东西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位于鄂托克前旗的巴郎庙古城、查干巴拉嘎素古城、乌兰道崩古城和大池古城均为“六胡州”遗址，出土的粟特文契约、波斯银币、唐代铜镜同存并见，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直观印证。

　　公元755年后，战乱频发，粟特人四散迁徙，渐渐融入南北各地族群，他们的商贸智慧与文化基因沉淀在丝路文脉中。

　　岁月流沙掩盖了古城烟火，“六胡州”的过往既是唐代北方草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也是草原丝路互通有无的生动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最真切的历史注脚。（雷焕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