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2号展厅，一对形制精巧的绿松石金耳坠吸引着游客的目光。该院典藏部工作人员杨萌萌介绍：“这对耳坠是战国时期的，它以多元的内涵向我们解读着当时北方草原的文化。耳坠出土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与闻名遐迩的鹰顶金冠饰同出一处，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的重要文化遗存。耳坠虽然小巧，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既是当时北方草原工艺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鲜活物证，为研究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端详这对耳坠，通长8.2厘米，主体是一颗温润饱满的柱形绿松石，首尾两端均以薄金片包裹，包金表面焊接着一簇簇细密规整的小金珠，上端衔接环形耳环用于佩戴，下端连接着三片叶形金片，金片被巧妙固定在铃形罩内，走动时随身体的节奏摇曳，尽显灵动。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杭锦旗阿鲁柴登村附近发现两座战国时期的墓葬，经过细致地清理与发掘，共出土金冠、金带饰、金牌、金耳坠等各类珍贵文物200多件，其中绿松石金耳坠是墓葬出土文物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套至阴山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既是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的理想家园，也是中原王朝与草原部落交流往来、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阿鲁柴登墓葬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位于这一文化交汇的核心区域，出土的文物成为不同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
绿松石金耳坠融合了锤揲、焊接、镶嵌、吸珠等多种复杂的金工技法，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金器制作的超高水准。“耳坠表面这些小至毫米的金珠，采用了吸珠工艺，工匠先将金丝切割成等长的小段，再将其融化成液态珠状后迅速倒入水中，利用水温的骤降让金珠冷却定型，形成表面光滑、大小均匀的小金珠，然后再将这些小金珠焊接在包裹绿松石的金帽上，错落有致、疏密得当。”杨萌萌指着耳坠详细地讲解着。
考古学者经过研究，推测这种精细的金珠制作工艺可能来自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通过欧亚草原的游牧部族迁徙与文化交流，传播至阿尔泰地区，通过我国北方草原慢慢流入中原内地。这一传播路径印证了当时欧亚草原作为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
耳坠将绿松石深邃沉静的蓝色与璀璨夺目的黄金完美融合，沉稳的蓝色为华贵的金器增添了一分典雅内敛，黄金璀璨的光泽则让绿松石的质感更显温润，二者相得益彰。
我国使用绿松石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出现在距今九千年的贾湖遗址。夏商时期，绿松石开始大量使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满嵌绿松石的青铜牌，纹理规整、色彩鲜明，而最令人惊叹的当属同出二里头遗址中的绿松石龙形器，这是件国宝级文物，由两千余片细小的绿松石片拼接而成，勾勒出一条栩栩如生的游动龙形，龙眼用白玉雕琢。龙的线条流畅、造型逼真，不仅凸显了神圣的地位，也展现了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高超水平。
绿松石金耳坠的整体造型具有典型的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特征，学界普遍认为，其风格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斯基泰文化兴起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的黑海北岸，以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斯基泰人命名，随着游牧部族的迁徙与扩张，这种文化逐渐蔓延至几乎整个欧亚草原，其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马具、武器的制作工艺以及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装饰艺术上。广阔的欧亚草原上分布着众多游牧族群，他们在与斯基泰人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斯基泰文化的内涵。当时分布在我国北方的游牧部族也广泛吸收了斯基泰文化元素，绿松石金耳坠在器物造型、工艺技法上便与斯基泰文化的金器有着显著的共性。在我国北方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独特的器物类型明显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自身特色，例如在装饰艺术上，其纹样母题多以我国北方草原常见的虎、豹、鹿、马、牛、羊、骆驼、鹰等动物为主，线条简约凝练、造型生动传神，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在战国时期，作为欧亚草原与中原内陆沟通交流的重要枢纽，承担着文化传播、交融的重要桥梁作用。这对绿松石金耳坠以精巧的形制、精湛的工艺、多元的文化元素与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文化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欧亚草原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也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是各民族、各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共生的结果。（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杨萌萌）
【自白】
千年文明的纽带
我是一对诞生在战国时期北方草原的耳坠，当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工匠把锤成薄片的黄金包在绿色松石柱的两端时，我的命运便与文化交融连在一起。
制作我的工匠虽然外貌显得粗犷，却有一双特别灵巧的手。他先把一块高纯度的金锭用冷锻法反复捶打扁，又将它延展成厚度均匀的金片与金线，为我后续的造型作准备。
金线在工匠灵巧的双手中被弯折成圆环状，他把接口处打磨得特别光滑，以保证我能顺畅穿过主人的耳朵眼儿。
工匠又把金片卷成筒状框架，在上面焊接了小金珠，这种工艺叫“金珠焊缀”。把黄金制成比粟米还要小的珠粒，焊接到金属胎体表面，组成精美的纹饰图案，外形看起来像金灿灿的粟米，在我国古代称为“金粟”“粟金”，是我们那时草原金饰特有的制作技法，也是古代金属装饰技术中最神秘、最迷人的工艺。
绿松石通过贸易从西域来到北方草原，工匠把它打磨、修整成柱形，嵌入金筒框架，上下两端用焊有金粟的金片固定，达到严丝合缝的镶嵌效果。他又把金片裁成树叶状，边缘打磨光滑，用小金环一片一片串联起来。
焊接组装是我身上最关键的工艺。工匠先把耳坠的环、松石嵌座、连接环用钎焊工艺连接，又将叶状垂饰通过小金环串联在下方的铃铛形金帽上，形成叶摇铃响的动态效果。我就这样华丽地呈现在主人面前。
我的主人是一位匈奴贵族，我挂在他耳边，陪他在草原骑马驰骋，风掠过我的叶片，发出悦耳的轻响。宴饮时，我在他的耳畔摇曳，绿松石与金色的叶片交相辉映，他与中原来的商人谈笑风生，留下了他们带来的丝绸、漆器，中原人带走了草原的皮毛、牲畜。
后来，我陪主人沉睡于地下，再次被阳光刺醒已是两千多年后。如今，我躺在博物院的展柜里，隔着玻璃，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人惊叹我身上绿松石的光泽，有人抚摸着玻璃，好奇地问我曾见证过怎样的故事，他们说我是草原金属之路上的“活化石”，是文化互鉴的见证者。虽然工匠和主人的容颜在我脑海里已模糊，但我身上的每一道锤痕、每一丝金线、每一抹松石的绿，都在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故事。（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文明同行共相生
□杨萌萌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qí zhào）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xiǎn yǔn）于襄！”这段文字出自《诗经·出车》，讲的是周宣王时期武将南仲讨伐猃狁，在北方修筑城堡的故事。《诗经》中提到的“猃狁”在商周时期主要分布于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是战国时期匈奴的重要族源之一。
东周时期，秦、赵、燕直面北方东胡、山戎、林胡、楼烦、义渠等族群，秦人长期与西戎杂处共生，将游牧部族的养马术、驭马术融入秦军建制，为后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奠定了军事根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是中原文化主动拥抱游牧文化的里程碑。燕将秦开却胡，率军击退东胡，拓地千里，在军事防御的同时开辟互市通道，推动边民往来。三段载入史册的往事，记录了东周时期中原与北方草原战中有和、争中有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的历史。
出土于阿鲁柴登墓葬中的这对绿松石金耳坠，充满异域风情，是中国北方草原作为欧亚草原为中原内陆沟通枢纽的见证，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东西方文化交汇于草原金属之路的画卷。
草原金属之路也称“草原高速路”，是早于张骞丝绸之路，沿欧亚草原分布、以金属器与冶金技术为核心媒介的史前东西方交流通道，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前身。
草原金属之路连接中原农耕、北方游牧、中亚绿洲、西亚与欧洲文化，促进技术与艺术交融，推动蒙古高原与中亚游牧社会复杂化，是匈奴、突厥等族群发展的基础。
欧亚草原上高超的金属工艺受到我国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喜爱，绿松石串联起中原悠久的玉饰传统，二者相结合，造就了绿松石金耳坠这个文化相融的瑰宝。由此可见，我国北方草原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东西方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与“融合器”，早在丝绸之路开通前，草原金属之路就已经有了器物、技术与思想的交流。（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耳畔挂饰说古今
人类文明曙光初现之时，耳坠便已摇曳在先民的耳畔。兽骨为针，串起的不仅是贝壳与石珠，更是对美的懵懂觉醒。这方寸之间的精灵，始终是时代的见证者。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与未知，相信佩戴特定材质或形状的物品可以辟邪，耳垂被认为是邪祟入侵的薄弱点，因此便在耳垂上穿孔并佩戴骨、石、贝类等制成的环状物封堵或守护这个“通道”。
在古老的文化中，穿耳是一个重要仪式，孩童初次穿耳标志着从幼年迈向成年。商周，礼乐文明兴起，耳饰被赋予了等级与规范的意义。《周礼》中有“耳不掩玉”之说，贵族女子佩戴耳坠成为身份的标志。
有意思的是，中原地区在礼教的影响下，一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穿耳”这种损伤肌肤的事是不孝的行为。到了唐代，胡风盛行，耳坠终于迎来了黄金时代。唐人诗文中，女子“坠珥垂簪”的形象跃然纸上，当时的耳坠融合了波斯、粟特的艺术风格，金珠焊缀、掐丝镶嵌等工艺登峰造极。
宋元以降，耳坠的形制日趋规范，并逐渐分出两大脉络：一为“耳环”，呈环形闭合；一为“耳坠”，垂挂流苏珠串。明清时期，耳饰工艺达到顶峰，点翠、累丝、烧蓝等技法层出不穷。《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赤金盘螭璎珞圈”，便可窥见彼时耳饰之精美。
从原始社会的辟邪装饰，到封建礼教下的禁忌与挣扎，再到唐代开放中的恣意绽放，耳坠的每一次嬗变都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耳坠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当人们凝视镜中那枚轻轻摇曳的耳坠时，是否还能听见千年前工匠的锤凿之声，看见那些佩戴着它们走过历史长廊的身影？一对耳坠，挂在耳畔，讲述着古往今来。（马小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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