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是辽国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马背为家，鞍饰为尊，辽国人爱马、敬马，因此特别注重马饰具，将爱马之情尽付鞍辔之间。
辽国的马饰具集奢华与精巧于一体，银络金镫，鎏金鞍桥，饰以各种精美图案，錾刻细腻，流光溢彩。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记载，端砚、蜀锦、定瓷、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辽国马饰具中，有一组4套157件，由白银锤揲、錾刻、模压、鎏金、抛光等工艺而成的鹿衔草纹银鎏金马饰具，包括马笼头饰、盘胸饰、后饰等，高贵华美、气势非凡。
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银鎏金是我国古代经典的装饰工艺，以银器为胎体，在表面镀一层纯金，让器物既有银的素雅，又有金的华贵。这套马饰具1953年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村辽国驸马墓，由凸形饰、长方形辔饰、圭形辔饰、带扣、带箍组成。其中，凸形饰长9.2厘米、宽5.9厘米，中间有菊花形凸起图案，外围饰有鹿衔草纹，背面有6个银爪，扣于铜板上。长方形辔饰约长4.62厘米、宽2.6厘米；圭形辔饰长5厘米、宽2厘米，核心纹饰是鹿衔草纹，带扣的扣环上有忍冬纹，背面有3颗用于固定的银钉。带扣后面是带箍，长3.4厘米、宽2.3厘米。这些马饰具的形状及各部位名称与唐代马具如出一辙，反映了辽国的风貌及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情况，是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
1953年，赤峰市大营子村西北处的山地被雨水冲出一座古墓，当地政府得到消息立即将古墓保护起来，并报告上级单位。经考古工作者研究，认定这是辽穆宗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奥姑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还有一块长达500余言、以汉文撰写的墓志铭，这是解放后东北地区发掘辽金诸墓葬中研究价值最高、收获最大的一次。
为此，我国历史学家金毓黻（fú）先生1956年发文说，借此次发掘，可以考见辽国的建筑和工业艺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出土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考见辽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情况。墓中的遗物是死者生前的用品，拿它们与现代北方的社会用品作比较，可以知道近一千年前社会发展的程度，因此，这次发掘包括墓志铭在内的出土器物，是研究辽国社会的宝贵资料。
奥姑公主即耶律质古，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钦皇后的女儿。墓志说的“驸马”是辽国卫国王萧沙姑，又名萧屈列。
经发掘，在墓的南侧室共出土8组马具，有完整的笼头、盘胸和鞍上的披挂。马颖说：“从辽朝壁画、绘画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契丹人的马具不仅形式丰富、设施齐备，而且用材精良、装饰华美，处于中国马具文化的鼎盛阶段。辽朝的马具分为鞁（bèi）具和鞍具。鞁具由辔（pèi）头、衔、镳等组件构成。鞍具是马挽具的总称，包括鞍子、夹板、鞧（qiū）等，其中马鞍居核心地位，包括马鞍、障泥、镫、胸带、蹀躞（dié xiè）带、鞧带等。墓中出土大量成套马具，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它解决了过去发现的很多马具饰件用途不明的问题。”
鹿衔草纹银鎏金马饰具中的组件圭形辔饰、盘胸和后鞧上的长方形辔、凸形饰，上面都有四肢收拢、昂首挺胸、体态饱满的卧鹿口衔仙草纹饰，缨罩上是奔鹿口衔仙草的纹饰，统称“鹿衔灵芝纹”，盛行于唐代、辽金时期的马具和金银器上。
鹿口中衔的“草”，大多是灵芝，象征长生、祥瑞，有时也简化为卷草、瑞草的形式，线条舒展飘逸，和鹿身的线条呼应，形成动中有静的平衡感。
辽金时期流行鹿衔草纹，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汉代是鹿衔草纹的初期，鹿“衔”的是“绶带”，寓意官禄绵长。唐代，鹿衔草纹成熟定型，鹿衔灵芝、瑞草的形象在金银器、铜镜上广泛流行，随着丝绸之路影响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器物风格。辽金时期，契丹、女真贵族盛行用鹿衔草纹装饰马具、金银器，辽国驸马墓出土的这套银鎏金马饰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纹样粗犷、饱满，带有游牧部族的豪放气质。
对游牧部族而言，鹿是草原上的祥瑞动物，象征着生命力、狩猎丰收，鹿衔草纹出现在马具上，既体现了人们对鹿的图腾崇拜，也寄托了出行平安、草原顺遂的愿望。（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马颖）
【自白】
马背流光耀古今
我们是一组豪华的马饰具，包括马笼头饰、盘胸饰、后饰等共4套157件，均来自辽国顶尖工匠的巧手，主人奢华的生活錾刻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每一道纹路里。
工匠将我们的银胎锤揲锻打得厚重而温润，施展精湛的技艺在我们身上浮雕出鹿衔草纹、龙戏珠纹、凤纹、群鸟纹、忍冬纹、鱼子纹、缠枝卷草纹等图案，又以传统的银鎏金工艺为我们覆上华光。
银鎏金工艺从战国到明清，被广泛用于贵族的首饰和礼器上。工匠把黄金碎片与水银按比例加热融合，制成金泥，均匀涂抹在我们身上，通过烘烤蒸发掉水银，纯金便牢牢附着在我们的银胎上。他又用玛瑙、玉石之类材质的工具反复打磨，让银的素净与金的华贵在我们身上完美融合。在鎏金层的保护下，我们的银胎就不会因氧化而变黑。
作为辽朝驸马坐骑的装饰，我们曾经风光无限。辽以骑射立国，马是贵族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我们被固定在骏马的辔头和鞍具上，伴着马蹄踏过草原，穿过河流，去往捺钵营地。
驸马出行时，旌旗猎猎，骏马昂首阔步，我们身上的鎏金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狩猎的欢声笑语随风飘入我们耳朵，宴饮的觥筹交错在我们眼前掠过，驼铃声声里，牧民与来自中原、西域的商旅往来，不同文化与技艺交汇交融，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驸马去世，作为他生前钟爱的器物，我们伴随他一同沉睡于地下。不得不惊叹辽国工匠的技艺，时隔近千年，我们重见天日，身体上錾刻的纹路没有被岁月模糊，鎏金的光泽也没有被磨去，银胎依旧温润，灵鹿图案依旧灵动如初。
我们被小心翼翼地捧入博物院的玻璃展柜，游客常被我们身上錾刻纹饰惊艳得瞪大双眼、张大嘴巴，“啧啧”的赞叹声不绝于耳。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骏马身上的装饰，已经成为一段历史的注脚，带领世人去感受千年前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之美。（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万古英风满阴山
□马颖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的一支，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公元947年更改国号为“辽”，从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辽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在民族融合、制度创新、文化艺术、中外交流、边疆开发等方面，尤其是辽国的“南北面官”“因俗而治”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辽的发展过程中，中原王朝及奚族、渤海、室韦等部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逐渐渗透到了契丹文化当中，最终融汇贯通形成了具有本族特色的游牧文化。正如金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所说：“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契丹最初与中原往来是互市贸易、朝贡赏赐，契丹以马匹为代表，中原则向契丹输出农产品、手工艺品、金属制品和日常用品，如文房四宝、北宋瓷器、唐宋玉器、丝麻制品、绘画等，契丹吸收、借鉴了这些物品的形制、装饰题材和工艺技法。
辽国马具的形制、用途与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前鞍桥呈颌弓形，两边斜向外侈，明显可见与唐代同类器物是前后承继关系。从装饰纹样来看，辽国鹿衔草纹银鎏金马具饰的鹿衔草纹、龙戏珠纹、缠枝卷草纹，还有鎏金银鞍桥饰的双凤戏珠纹等，皆为中原传统纹饰题材。由此可见，辽国马具的造型、功能、装饰手法与唐代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辽国对鞍马的装饰更加繁缛，材质更加贵重，外观更加豪华。
成熟的马具饰中，还有一些因素是辽以前的游牧部族受西方文化影响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来被契丹、女真等部族继承，如蹀躞带、杏叶，早在唐、五代时期便开始流行，可以说，辽国马具乃至整个北方鞍马文化，都是在继承、交流和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形成的。（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鞍辔千载焕华章
人类最初驯服马匹时，并无成型马具，只能伏于马背，以绳索简单束缚马匹，仅凭双手与双腿控驭，骑行颠簸不稳，转向奔走十分受限，人马难以协同。随着生产迁徙与战争需求的不断提升，原始辔头应运而生，打破了徒手驭马的蛮荒状态。随后软垫鞍具逐步出现，改善了骑行坐姿。历经漫长岁月，高桥马鞍不断改良，双马镫问世，各类配饰相继完善，马具从一无所有到体系完备，一步步完成从简陋到精巧的蜕变。
公元前4000年，中亚草原最早驯化野马，仅用兽皮、绳索简单捆扎控制，无鞍无镫。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古埃及出现辔头即衔和缰，用于牵引与控制马，同时马车兴起，马具以胸带、肚带、轭（è）为主，轭是马、牛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上的短粗曲木。
先秦时期是骑乘的萌芽。商周，马具为单辕轭驾，没有骑鞍 。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中原有了骑兵，马具为软垫皮鞍、单辔头，没有马镫。
秦汉，马鞍定型，东汉有了单马镫，帮助骑者上马。东晋十六国有了鎏金木质双马镫，解决了骑乘平衡的问题。
北魏，马具中有了高桥鞍、双镫、马胄、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重装骑兵横行欧亚。
隋唐，马具贵族化，鞍桥鎏金镶玉，分官鞍、民鞍、战鞍。马镫有了铁制、铜制鎏金，造型优美，脚踏面加宽，舒适度提升。挽具有软肩套、胸带、肚带，不勒马颈，挽力增大，影响欧洲挽具改革。
宋、辽、金时期，战鞍轻便坚固，马镫窄长，利于冲锋，民用鞍简约实用。尤其是辽国，契丹人将对马的敬畏与钟爱熔铸于马具的打造之中，马具从单纯的实用器具升华为彰显主人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标志，马具体系完备，组件齐全，形制规整，皇室贵胄的马具更是银络金镫、流光溢彩，纹饰雕琢细腻入微。精湛的工艺不仅是辽国手工业发达的缩影，也让契丹马具闻名天下，成为当时公认的顶尖工艺珍品。（马小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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