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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说丨烛光轻曳映莲台

  一盏烛台,映一室清辉,当烛光遇上莲花,光影流转间,烛火轻曳,莲影绰约,便有了别样的风雅。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便珍藏着这样一件莲花铜烛台,以精巧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国古代灯具中的珍品。

  时针拨向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的一处山谷中进行了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这片区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临吐力根河,四周三面环山,山水相依间,沉睡着两座规模宏大的辽朝贵族墓葬。经过考古工作者细致地勘探与发掘,其中一座墓葬的主人身份率先揭开面纱——她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贵妃萧氏,出土的完整墓志清晰记载,萧贵妃于圣宗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下葬。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辽朝贵妃墓葬,形制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研究辽朝宫廷制度、贵族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凭借极高的考古价值获评“2015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萧贵妃曾经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因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她的家族非常显赫,先后走出5位皇后。萧贵妃的陪葬品特别丰富,有陶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木器、玛瑙器、琥珀器、玉器、滑石器等,尽显皇族奢华。

  莲花铜烛台出土于距离萧贵妃墓西北约240米处的一座墓葬。该墓葬为砖结构双室墓,规模宏大,全长26.8米,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前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墓门为砖砌的仿木结构,砖雕斗栱与彩绘纹饰精美绝伦。斗栱又被称作斗拱、斗科、欂栌(bólú),是中国古典建筑的标志性构件,它巧妙的设置在横梁和立柱之间,通过层层挑出的结构,将屋檐的重量均匀传递至立柱,既是木构架建筑中承担受力作用的关键部件,也兼具极强的装饰效果,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

  墓葬后室地面绘有璧形图案与莲瓣纹,尽显贵族气派。尽管考古专家未能在墓中找到直接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与明确纪年文物,但通过对墓葬形制、建筑风格、装饰细节的对比研究,专家发现其与辽宁省阜新市关山八号辽墓、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豪欠营子六号墓、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等辽朝高等级贵族墓葬高度相似。结合墓葬地处辽朝滦河行宫附近的绝佳地理位置,以及远超普通贵族的墓葬规格,考古专家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辽圣宗最小的儿子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身份尊贵,辽道宗继位后,将其册封为皇太叔、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权、地位显赫。然而,在清宁九年(1063年),他不甘居人下,联合儿子耶律涅鲁古、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等一众朝臣,发动政变刺杀辽道宗,事败自杀。

  这座墓葬虽然经历了盗扰,但是仍出土了一批高规格的文物,莲花铜烛台便是在墓葬后室发现的。

  曾经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的史静慧向记者介绍:“莲花铜烛台通高50厘米,由柱状杆、烛台、莲叶托盘和三足底座组合而成。就整个烛台的造型与布局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层:第一层以圆柱形灯杆作为中心点,主烛台上设有圆柱形烛筒,烛筒下方承接的是仰莲烛盘,是主要照明的支点。第二层是一个莲叶底托,中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3个方形卡槽,嵌着3支形状、大小基本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台。烛台均为筒形口,和仰莲烛盘与主烛台呼应,形成多支点照明结构。第三层是基座,形状是一片大仰莲叶,莲叶下的圆柱形杆下连接着弯弧蹄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如意云头纹。”

  多枝烛台形制源自中原地区的多枝灯,而多枝灯的原型可溯至上古神树。多枝灯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大多为青铜质地,外形似开花的树,枝条有规律地从灯柱上分层伸出,枝头托着灯盘。这种灯通常为王公贵族所用,制作精美、装饰华丽。

  莲花铜烛台制作精巧、技艺复杂,从铸造工艺中的中原技术基因,到功能设计中对游牧、定居生活的适配,再到装饰元素里的文化内涵,每一个细节都镌刻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史慧静说:“辽朝与北宋长期并立,保持着物质、技术、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原的工匠、技艺等传入辽地,为辽朝手工业与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辽朝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又进行本土化创新,莲花铜烛台便是这种双向交流的缩影,它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民族、各地区在交往交流中互鉴共生、彼此成就的过程,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史静慧)

  【自白】

  拆装随心秉清辉

  我是一只出生于辽朝的莲花铜烛台,身体上各部件均为分体铸造,焊接成形,按需要随意拆装是我最大的特点。

  大家看我中间分为三节的圆柱形杆,与它相连的附件和装饰也对应分成3层:第一层,烛台呈筒形口、仰莲托,每两瓣大花瓣间嵌设一枚小花瓣,小花瓣的瓣尖装饰着联珠纹;第二层,脉络纹路清晰的莲叶形托盘中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3个方形卡槽,嵌着3支形状、大小基本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台,烛台均为筒形口,仰莲托盘。与第一层的莲花相比,第二层的莲瓣略小些,装饰联珠纹的小花瓣叠罗相覆,既规整有序又饱满丰盈。第三层是基座,承载着我高大的身体,形状是一片大仰莲叶,莲叶下的圆柱形杆下连接着弯弧蹄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如意云头纹。你们可别小看这个蹄形足的设计,它增大了与接触面的受力面积,能保证我稳稳当当地站着。

  站得高看得远,作为一只组装起来身高有半米的大型烛台,大家从我的照明覆域便可知道我主人居所的规模。我目睹了主人生前的华贵生活,见证了辽、宋并立时南北文化往来的盛景。中原的铸造技艺传到北方草原,契丹人吸纳了中原的文化与工艺,又融入自身的生活智慧,将我铸造成可随意拆卸、组合的莲花形烛台。

  我身上的每一朵莲花、每一片莲瓣、每一处榫卯,都藏着匠人的巧思。主烛台的仰莲烛盘稳稳承着烛筒,曲柄分枝烛台从莲心舒展而出,既错落有致,又规整大气,这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结晶。多枝灯的形制源自中原上古神树意象,是农耕文化传承千年的工艺美学,而便携实用的构造,又适配着游牧部族迁徙与定居兼具的生活,主人迁徙时,将我拆卸打包随行,到固定居所时,再将我组装起来,另外,我的分支烛柄还可取下来单独使用。

  从头到脚,我藏着温柔的莲韵,也裹着草原的粗犷,精巧的组合结构是契丹人对实用与美学的兼顾,我身上的每一朵莲花,是契丹人与中原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见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多元交融成大美

  □盖之庸

  莲花铜烛台作为出土于辽朝高等级贵族墓葬的珍贵文物,已不是一件单纯的生活照明器具,而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深度交融的实物典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辽朝手工业器物上的生动具象化体现,为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考古实证。

  莲花铜烛台通体采用的青铜铸造工艺,是中原地区传承千年的成熟手工业技术,从构件组合到纹饰雕琢,都遵循中原铸造工艺的严谨规范,尤其是仰莲烛盘,莲花在中原文化中象征圣洁清雅,是中原传统器物装饰的经典元素。莲花铜烛台彻底打破了游牧部族传统器具的造型范式,彰显出中原文化对辽朝手工业的深度渗透。

  辽朝作为游牧部族建立的政权,兼具游牧迁徙与定居理政两种生活形态,烛台的功能设计与文化适配,充分体现出游牧部族本土化的创新改造,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双向赋能。莲花铜烛台结构稳固、分层组合的设计,既满足了辽朝贵族宫廷定居生活的室内照明需求,适配中原式的起居礼仪,又兼顾拆装便捷、便于携带的特点,契合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是契丹人在吸收中原工艺基础上,结合本土生活习俗做出的精准优化。

  作为大型照明器具,莲花铜烛台50厘米的通高与多支点照明结构,既可陈设于殿堂,又可拆分携带,可拆卸的灯杆、能单独取用的分枝烛台,赋予其极强的便捷性,拆分后便于游牧迁徙携带,抵达营地后可快速组装使用。如此耗材繁复、工艺考究的大型铜烛台,直接反映出辽朝贵族阶层生活奢华、用器考究的社会面貌,而“中原技艺为骨、游牧需求为用”的设计理念,正是文化交融的高级形态。

  多元交融成大美,这件莲花铜烛台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彼此成就、共生共荣的过程。以小见大,这件烛台充分表明,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各民族文化交融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核心动力。(作者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史话】

  锦灯火影照史长

  关于烛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专用,造型古朴、纹饰精美 。《楚辞》中有“兰高明烛华容备”的记载,《礼记》中有“夜行以烛”之说 。

  时至西汉,青铜灯具成为一枝独秀,但蜡烛尚未普及,人们使用油灯。直到东汉晚期,蜡烛才开始进入照明用品的行列,烛台也随之增多。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制瓷工艺的成熟,瓷烛台也逐渐流行,动物造型的狮形、熊形烛台颇受欢迎。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莲花,开始与烛台结缘。

  三国两晋时期,瓷质普及,吴国流行青瓷卧羊烛台,西晋出现青瓷卧狮烛台、俑形烛台,造型仿生,釉色单一。

  南北朝,莲座形、荷叶形烛台成为主流,形制有单管、双管、四管。

  隋唐是烛台制作的黄金时代,技艺成熟,造型丰富、华丽,烛台有烛插、灯柱、托盘、底座,装饰有刻花、弦纹、宝相花等,材质有唐三彩烛台、白瓷莲瓣座烛台、铜质高足烛台等。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云:“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莲与烛成为中原文化中典雅高洁的象征。此时的北方草原,契丹人通过与汉人的频繁交往,不断吸收着先进的中原文化。辽朝早期,铜器有鲜明的游牧特色,到了中晚期,铜器制作工艺日臻成熟,风格、纹样明显受到唐宋文化的影响,蟠龙、莲托这些典型的中原文化元素频频出现在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中。

  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宋代,民间普及素面或简单刻花的瓷质烛台,造型简约修长。元代,造型规整的青花、釉里红烛台出现。明代,中西合璧,烛台形制仿阿拉伯铜器,装饰中国传统纹饰。清代,烛台材质有华丽的珐琅、粉彩、鎏金铜等,造型繁复、多宝镶嵌,民间则用装饰简单实用的以瓷、木、铜、锡等材质为主的烛台。

  从春秋战国的铜烛台,到魏晋南北朝的瓷莲花烛台,再到辽朝贵族墓中的铜莲花烛台,见证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眏射出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胸襟。(马小江  供稿)

编辑:孙丽荣
审稿主任:奥妮莎 章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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