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民萨贺喜，1920年5月1日出生于开鲁县义和塔拉(原属扎鲁特旗沙日花嘎查)奴隶家庭。他从6岁起就给扎鲁特旗一个旧贵族朝伦巴特梅林的孙子其木德当书童，陪同其木德到开鲁县胡家岗的一所私塾去上学，帮助小主人做展纸研墨、书写作业、背书包、料理生活等杂役。阿民萨贺喜虽然是奴隶出身，但他天分很高，资质聪颖。经过四年的陪读、旁听，他的汉文读写水平远远超过了小主人，成了班里的优等生，很得私塾先生的喜爱。

　　读完私塾，赶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的目的，日本侵略者打着“日满亲善”“民族协和”“大东亚共荣”等欺骗性的旗号，纷纷在各地建立学校，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1932年扎鲁特旗鲁北镇建立了一所国民优级学校，从全旗招收学生。蒙汉各6个班，蒙生住校，汉生走读，蒙生的待遇比汉生要好一些，这是日寇“扶蒙抑汉”“以华治华”伎俩的体现。尽管这样，招生仍很困难。因为日本侵略者意在灭亡中国，兴办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的卑劣招数早就被当地百姓看透。学生招不上去，日本就强迫学生入学，按村分配指标，一家哥俩的必须送一个智商好的上学。阿民萨贺喜一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被招进了国民优级学校，这年他12岁。

　　日本人对优级学校的学生实行奴化管理，每天清早学生要背“国民训”，面向东方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日本天皇。校方允许教官打骂学生、上级生打骂下级生。有的学生初次远离家乡父母，接受不了这残酷的奴化教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偷偷流泪，哭念爹娘。可是阿民萨贺喜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深深懂得穷苦人家孩子的读书机会得之不易。他把思念父母的深情化作学习的动力，认真读书。他还给其他同学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要立志做大事就必须念大书的道理。同龄的阿民萨贺喜的早熟与睿智给苦闷之中的同学带来了慰藉、增添了温暖、鼓舞了勇气、坚定了意志。同学们遇事都请他帮助想办法，主动和他交朋友，团结在他的周围。在这里所谓“一心一德”的教育不但没有使阿民萨贺喜“奴化”，相反强化了他的反叛性格。目睹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痛苦现实，他逐步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发愤苦读，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屈辱的人生经历，磨砺了阿民萨贺喜的坚强品性；草原上狂风暴雨的洗礼给了他不畏强暴的胆量。在读优级学校六年级时，一天，他放假回家。村里来了一日本警佐，当时可把警察分驻所几个伪警察忙坏了，为了招待好这个日本人，伪警察到村里抓鸡撵鸭、杀猪宰羊，村民们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伪警察来到阿民萨贺喜家，耀武扬威，理直气壮地将他家唯一的一只母羊拉走。目睹伪警察的奴态丑行，阿民萨贺喜怒火中烧，他提起牛鞭追上去与伪警察理论。凶神恶煞般的伪警察根本没把阿民萨贺喜这个十几岁的穷学生放在眼里，捋胳膊挽袖子朝阿民萨贺喜打来。阿民萨贺喜怒不可遏，举起牛鞭就抽了一位名叫朝克吐的伪警察一鞭子，伪警察的脖子上立马出现一条血道子，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这一鞭子可闯了大祸，四个伪警察蜂拥而上，阿民萨贺喜毫无惧色地与他们撕打，终因势单力薄被他们控制后绑在马桩子上遭到一场痛打。已经遍体麟伤的阿民萨贺喜临危不惧，大骂警察，揭露他们的件件劣迹和强盗行径，引来了很多人围观。阿民萨贺喜的父母和亲友跪在地上向伪警察求情，伪警察仍不住手。吵骂声惊动了那个日本警佐，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问什么事，打的是什么人。阿民萨贺喜急中生智，用日语对日本人说：“我是旗立国民优级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大户人家有很多肥羊他们不去抓，警察非要我们家的这只病羊来招待你，这不是蒙骗皇军，欺压穷人吗？”日本人一听“病羊”，脸色陡变，气冲冲地大骂伪警察：“八格牙路！坏了、坏了的，良心大大地不好。”命令伪警察放了阿民萨贺喜，还给了“病羊”。事后乡亲们在赞叹阿民萨贺喜倔犟勇敢的同时说：“这孩子如果不机智，非送命不可。”

　　1938年3月1日，阿民萨贺喜从旗立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后考入伪兴安学院，来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读书。在兴安学院，他广泛团结同学，主动接触思想进步的老师。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启迪，他的眼界更宽了，开始思考深层次的问题，对民族的危亡更加关注，对祖国的前途更加萦怀。他秘密和知心同学谈论蒙古民族前途，逐步认识了日本的“扶蒙抑汉”、分化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等“以华治华”政策的反动本质，懂得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怀着强烈的求知报国欲望，他广泛涉猎各种书刊。一次，他偷偷看到了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机关刊物——《蒙古》杂志和一些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资料，爱不释手，好像茫茫大海中的迷船见到了灯塔，反复研读，悉心珍藏。放假时，他把这些资料带回家。正在鲁北国民优级学校念书的弟弟义兴嘎发现哥哥神秘兮兮的样子，就悄悄翻看他的书包，在里面发现了一本日文书，书皮上有一个大胡子老头像。正在这时，阿民萨贺喜从外面走进来，很紧张地一把夺过书，嗔怒地说：“你看不懂这些书，不要乱翻，”并告诉弟弟不要对外讲家里有这种书，并送给弟弟一个精美的文具盒，哥俩订下了“不外说”的誓约。阿民萨贺喜还有一个总锁着的小书箱，从不打开给弟弟看，弟弟总觉得很神秘。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来了之后，阿民萨贺喜才打开这个小书箱，从里边拿出两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已经发黄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像，并把它装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弟弟问“这两个老头是什么人？”阿民萨贺喜告诉弟弟：“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人，他们俩是好朋友，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1941年底，阿民萨贺喜结束了在兴安学院的四年读书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这时，他已精通了蒙、汉、日三种语言文字。日本人为了培养“后备干部”，决定选送一批优秀学生到日本留学。阿民萨贺喜因为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也被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侵略者首先组织这些人在日本各地观光旅游，目的是炫耀“大日本”如何发达强，让这些人死心踏地为他们服务。在日本，这些准备留学的学生被称作“蒙古佬”“支那佬”“东亚病夫”，到处受蔑视。阿民萨贺喜饱尝了一个弱国、弱民族的屈辱，他怀着满腔悲愤，以健康不佳为由毅然放弃了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提前返回祖国。

　　1942年春，阿民萨贺喜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扎鲁特旗国民优级学校任教，担任汉文班六年级的班主任，兼授蒙汉班的高级日语课。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冒着“思想犯”的危险，把课堂当作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团结思想的阵地。他删去了六年级汉文课本中挑拨蒙汉关系、破坏蒙汉团结的“蒙古与支那”一章。为此，他受到了日本校长马原善太郎的严厉追问和训斥。1943年秋，他在给高年级学生讲历史课时，增加了“文明古国、英雄民族”章内容，讲述了中华民族以聪明才智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结束数百年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蒙古大汗国。学生们听了阿民萨贺喜这耳目一新的讲述，极大地增强了民族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日本校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出优级学校的日本监事野口三郎(日特)气急败坏地来到阿民萨贺喜家中责问：“为什么擅自增讲‘文明古国’和‘英雄民族’，增讲这些内容是什么企图？”阿民萨贺喜以“四大发明”和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统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促进了社会进步，建立了强盛的元朝等史实与日本监事争辩。野口三郎无言对答，离去。从此，日本人把阿民萨贺喜列为“反满抗日”的重点怀疑对象，加强了监视。在一次“朝会(早操)”上，警察力布发现阿民萨贺喜班级的一个学生把“阿玛提拉斯奥米卡米(天昭大臣)”读成了“玛提拉斯奥卡米(天昭大狼)”。“天昭大臣”是日本天皇的代名词。把“天昭大臣”读成“天昭大狼”是亵读天皇。亵读天皇是要杀头的。伪警察抓到了阿民萨贺喜反日“证据”，如获至宝，拉着那名学生到日本校长那里邀功请赏。马原善太郎校长立即把阿民萨贺喜传到警务科，暴跳如雷，责问为什么把“天昭大臣”教成“天昭大狼”，要严加治罪。阿民萨贺喜处变不惊，沉着辩解，坚持没有教错，说那位学生是口吃，发音不准。最后，马原善太郎校长把阿民萨贺喜的学生召集到一起逐一审听，发现其他学生发音准确，把那名口吃学生痛打一顿，开除了学籍。阿民萨贺喜幸免于难。事后，阿民萨贺喜被免除了班主任职务，调到旗文教股当科员，降职控制使用。这不但没有动摇阿民萨贺喜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反而对侵略者更加痛恨，活动更加积极和秘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东蒙人民在摆脱日本侵略者14年血腥统治后，欢庆胜利的泪水还未擦干，和平的愿望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炮声击碎了。背靠苏蒙、联结东北与华北的东蒙地区又很快卷入苏联、蒙古、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等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影响之中。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及东部内蒙古开辟工作。但因交通不便，东北地域广，扎鲁特旗又处在边远山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到达的较晚。

　　日伪的迅速垮台，扎鲁特旗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社会状况十分混乱。苏联红军来时，伪满扎鲁特旗警务科长洪富升格骗取苏军信任，在自家宅院组织“维持会”。一批伪官吏和伪警察聚在一起，再次袍笏加身，鼓噪喧嚣，弹冠相庆，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洪富升格还到处搜缴武器，把伪满旗政府的库存物资全部据为己有，一心想投靠国民党反动政府，搞得人心惶惶。当时也有一些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蛰伏起来，静观时变。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内外蒙古合并，一厢情愿地积极奔走。(待续)

　　(通辽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董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