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华文化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特色日趋鲜明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必将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自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运用和传承发展。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自信自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深厚历史内涵和坚实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渔猎文明交相辉映的舞台。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集成了内蒙古大地上的各种优秀文化。北疆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特色日趋鲜明，并以强大的生命力焕发着勃勃生机、传承至今。
纵观历史，北疆文化是在各民族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是具有突出连续性和传承性的地域文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极大地促进了北疆地区农牧文化的交融。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中华正统意识与华夏认同观念在北疆各民族中深入人心。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改革，加速游牧传统与中原文化融合。隋唐时期，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上重建的大一统王朝覆盖的地域和人群较秦汉时期更为广阔、复杂，有力推动了北疆多元文化的交融汇聚。此后，契丹人在北疆地区建立的辽长期“学唐比宋”，仿效中原王朝进行制度建设。女真人建立的金在与两宋长期并立的过程中，积极学习中原地区的制度和文化。元至清中期，大一统局面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民族融合不断加强。总之，历代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对北疆地区的治理管辖，推动了北疆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不断深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长期的和睦相处、相互濡染，使多元文化呈现出融通共鉴、日趋繁荣的局面。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内蒙古是我们党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民族地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在北疆大地领导创建了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成为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历经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形成了识大体、顾大局、讲风格、求奉献、有担当的深刻共识和可贵品质，书写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克服困难捐粮畜”“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历史佳话，为内蒙古赢得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我们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百余年的奋斗，积淀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北疆文化最丰厚的营养。红色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鲜明底色和精神旗帜，丰富了北疆文化的时代内涵和发展活力，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生动见证，是内蒙古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内蒙古闯新路、进中游，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不竭的奋斗源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倡导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理念，体现热烈奔放和勇猛刚健特质，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色文化。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兼营渔猎、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其创造的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伦理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均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这种生产方式对后世草原游牧民族影响深远。从可考的文献记载来看，秦汉至明清，先后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活动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均传承和发展了这种生产方式，在与中原和其他周边地区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农耕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发展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粟、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主粮之一。在今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获取了1500余粒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敖汉旗也因此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世界小米起源地之一。在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的海生不浪文化中，发现了石铲、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石臼、石杵等农具，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该区域繁衍生息的古代先民也从事农业生产。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常见的磨制的扁平石铲、柳叶形石刀和打制的石锄等生产工具，揭示了青铜时代早期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历史上，旱作农业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经济类型和文化遗产。战国时期，燕、赵、秦等中原诸侯国即在今内蒙古部分地区设置郡县，发展农业生产。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在河套地区屯田移民，进一步推动了北疆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此后，历经魏晋十六国及北朝、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旱作农业在内蒙古地区持续发展，几乎从未间断。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特质和禀赋在北疆大地得以延续，并且经久不息、世代相传。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以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等自然和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和民族品格。内蒙古黄河“几字弯”地区历史悠久，一直都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区域。作为北疆文化中社会伦理、历史习俗的精髓，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张力，对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有着显著的感召力。
长城文化是以历代长城遗存及其各类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富的长城文化，大量历代长城遗存以及各类相关文化遗产，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最初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往来的管理者、文化交流的守护者，对于内蒙古地区的稳定、民族关系的和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长城沿线作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
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不同时期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既有中华文明基本特性又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北疆文化。北疆文化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并在此基础上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文化根脉，顺应时代发展，融多元为一体、汇古今为一脉，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必将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袁刚)(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委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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