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日报》（2024年12月24日10版）
“真容无鉴 ”映真容
铜镜在中国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是古人正衣冠、饰面容的生活用品，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星河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铜镜不仅是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更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符号。
金代的铜镜有着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题材和深刻文化内涵的铭文。虽然金朝与南宋朝在长期对峙中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是宋、金并未完全隔绝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以及后续统治者如金熙宗、海陵王等，均大力推行中原文化，使得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步。金代铜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随着中原文化深入金地，中原地区匠人技艺引入，铜镜作为金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制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纹饰主题倾向中原文化特色，题材内容丰富起来。“真容无鉴”铜镜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这面铜镜由乌兰察布市文物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地征集，现收藏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铜镜为圆形，素宽缘，圆形钮。钮外錾四组倒挂金钟花形装饰，两两并蒂，镜背面錾“真容无鉴”四字铭文，形体极具魏晋南北朝风格。镜边缘錾刻“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八字押记边款。
“真容无鉴”铜镜的铭文和图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据考证，“真容”二字应为大宋王朝法制内的“去伪存真”之意，“无鉴”二字特指形迹原本、不失原态。
另外，鉴是古代一种金属制作的盛水大盆，在镜子发明之前，古人常用这种大盆盛水当作镜子，因为鉴可作梳妆打扮之用，所以铜镜发明后，即称“鉴”。《广雅·释器》记载“：鉴，谓之镜也。”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真容无鉴”字间间隔的“倒挂金钟”花形纹在中国文化中有“警钟长鸣”的寓意，提醒人们要有时刻保持警惕之心。靠近镜缘一周，夔（kuí）凤纹与祥云纹相间。凤纹、祥云纹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表达了吉祥、喜庆、幸福的愿望以及对生命的美好向往。
“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押记边款中，“索”字錾刻于“丰州录事司官于”的上方，应为持镜者的姓氏。“丰州”，是地名，即丰州古城，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辽代属西京大同府管辖，金代为西南路招讨司，元代属大同路管辖。丰州的冶炼技术由隋唐发展而来，传至金代。虽然宋、金对峙，交通断绝，但是丰州境内却保留了许多中原工匠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录事司”，是官署名，是金元时期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史·百官志》记载：“金置于府，设录事一人，正八品，及六名司吏”。“官于”，是监管铜制品的官吏。
后来，金朝与南宋朝的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互补的过程中融合，铜镜的装饰艺术也形成崇尚自然、世俗化的审美情趣。
金朝因为缺铜，朝廷曾数次发布诏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铜镜，这也是金代铜镜普遍品质较高的原因。人们购买铜镜后，需要在居住地官府设置的专门机构进行检验，并在镜面边缘“錾刻押记”，便于官府日常执法时检查。所以，镜背边缘刻字，是金代铜镜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鉴定具体年代最明显的标志。“真容无鉴”铜镜就是这类刻字铜镜，使用者按照当时的“铜禁”政策，在丰州路录事司进行了检验登记，官府匠人在镜背边缘錾刻了“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押记，表明该铜镜可以合法使用。
铜镜由铜、锡、铅等合金制成，比例调配得当才能保证镜子的质量和光泽。金代铜镜铸造工艺精湛，从选材、炼铜、制模到最终的打磨抛光，每一道工序都要求极高，无论是镜面的平整度、光泽度，还是纹饰的细腻度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铜镜，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深厚内涵，“真容无鉴”铜镜不仅是当时工匠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也是研究流行年代及使用地区的宝贵实物资料。
（记者：高玉璞 通讯员：兰于青）
【观点】
民族融合的结晶
□郑燕
铜镜从新石器时代末的齐家文化出现以来，经商周发展，至汉唐而盛，到清代西方玻璃镜传入我国前，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社会重点打造的日用青铜制品，形制花纹千姿百态，成为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
铜镜正反两面各有妙趣。光滑、能反射影像的是铜镜正面，背面则有精致图案纹饰。经过岁月的洗礼，曾经光可照人的铜镜正面会锈蚀不清，而背面精致的纹饰却成为艺术瑰宝。
金元时期的铜镜，背面纹饰特别丰富，通过工艺、铭文、装饰所承载的内涵，体现出铜镜的发展历史，以及在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
金代铜镜铸造，在保留自身特质的同时融入了中原传统文化，纹饰借鉴汉、唐、宋铜镜图案的同时，又创新出众多新式样图。形制上，除圆形外，菱形、桃形、“亚”字形也纷纷涌现。纹饰种类丰富多样，涵盖龙纹镜、鱼纹镜、花卉镜、人物故事纹镜、款识押记镜、海泊镜、素面镜等。其中，人物故事纹镜多取材于中原地区流传甚广的历史典故与民间传说，堪称金代铜镜艺术的巅峰之作，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真容无鉴”铜镜作为金代铜镜的杰出代表，既展示了金代铜镜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也深刻地体现出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趋势。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技艺传承，也推动了不同民族间审美观念的转变。因此，“真容无鉴”铜镜不仅是古代艺术品中的瑰宝，更是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重要见证。（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镜里千秋照古今
考古发现，铜镜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商朝是铜镜发展的早期，最早是用来祭祀的礼器，镜为圆形，镜体比较薄，钮的形制也不规范，工艺较粗糙，纹饰以几何纹居多。春秋战国时期是铜镜发展的流行期，是当时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镜面仍以圆形为主，偶见方形，铜钮形式多为弦纹钮，纹饰主要为云雷纹、花叶纹和山字纹等。到战国中晚期还出现了透雕、嵌玉、彩绘等工艺的铜镜。两汉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期，经济空前繁荣，金属铸造工艺也不断进步。从西汉中期开始，草叶纹、星云纹、连弧纹等开始盛行，镜面从平板式转变为微凸式，镜缘宽厚，钮座为圆形、方形、连弧形等，铭文多以“家常贵富”“长宜子孙”等吉祥语为主。三国魏晋时期是铜镜发展的停滞衰落期，新的镜形不多，主要沿革了汉镜的特点，镜面微凸，纹饰以神兽与鸾凤为组合元素。
唐代是铜镜迈入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唐镜一般比较厚重，因锡的加入使铜镜呈银白色，形制上打破单一的圆形，出现了花式镜、带柄圆形镜。镜的方形和伏兽钮颇为流行，纹饰上采用瑞兽、凤凰、宝相花及人物故事等新纹饰，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进入宋辽金时期，铜镜相比隋唐时期变得比较轻薄，纹饰主题呈现中原文化特色，不仅出现带柄镜、缠枝花草镜、楼台镜、湖州镜等铜镜，还有素面镜。在装饰手法上，出现了线雕、浮雕、线刻等。人物镜、双鱼镜、官押镜等是金代铜镜的典型代表。
元明清时期是铜镜的又一个衰落期，仿古镜是明清最为盛行的一种铜镜，主要模仿汉唐铜镜的形制，多有铭文，如昭明镜，海兽葡萄纹镜等。
铜镜不仅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民俗文化。拂去千年岁月的尘埃，以铜为镜，前鉴以往，后照来人。（温家鑫 供稿）
【自白】
我是合法的铜镜
说起我们铜镜家族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我们的身影，一直到明末清初，玻璃镜传入中国，我们才淡出人们“对镜帖花黄”的视线。
我出生于金代，当时一方面缘于北方铜矿资源短缺，另一方面缘于一直以来的争战，缺铜成为金朝廷致命的软肋。因此，从1157年金朝正式流通第一枚自己的铜钱开始，朝廷就数次提出“铜禁”政策，禁止铜流出国界。因为铜资源严重缺少，还出现过八十钱铜钱可抵一百钱纸钞使用的“短陌”现象。
到1161年，铜被推向一个新高度，如果将铜钱熔炼后制作成铜镜，所获得的利润与铜钱本身的面值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于是，金朝的权贵富贾们便尽其所能，疯狂刮收铜钱。
后来，金与宋签订和平盟约，双方开展贸易活动，金人特别青睐宋朝的铜钱。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南宋商人把铜钱倒卖到金朝。
在金朝“视铜如命”的背景下，我含着“金汤匙”出生了。工匠小心翼翼地将我做成直径为21.4厘米、缘宽1.1厘米、厚0.4厘米的圆形，背后用于穿系绳子的镜钮也是圆形。钮的周围顺时针依次铸有“真容无鉴”四字铭文，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字与字之间用两两并蒂的倒挂金钟花形装饰。靠近镜缘处，夔凤纹与祥云纹相间环列一周。镜边缘錾刻“索 丰州录事司官于”八字押记，是官府验记铭文，也是证明我身份合法的“派司”。
在“铜禁”政策下，我们出生后，必须由朝廷指定部门在我们后背边缘进行“錾刻押记”，否则我们的主人就触犯了法律，不仅要把我们没收，主人也会受到处罚。
看镜里千秋，古代，我们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物品，也被赋予象征意义，成为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载体。我背面的铭文“真容无鉴”，就表现出我的主人展现真实自我的内心世界。他将自己的审美情怀寄托在昂贵的铜镜上，让我成为制作精良、图纹华丽、铭文典重的铜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高玉璞
监制：戴宏 赵静
制作：贺嘉琦
新闻编辑：高玉璞
来源：《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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