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超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感人佳话，如同共和国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蕴含着个人奋斗的坚韧、生命的尊严、民族团结的温暖以及国家意志的坚定，这些丰富元素构成了一幅多维度的精神图谱。近年来，这一历史篇章业已成为文艺创作者们聚焦的红色资源宝库。然而，如何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书写“小孩子”参与的“大历史”，一直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课题。其难度突出表现在历史题材的厚重、复杂与儿童文学的轻盈、简约之间存在的背离关系。在创作策略上，采用“小切口”“小细节”“小情感”来牵引读者进入历史场域，不失为佳选。这就宛如一位笔法细腻的画家，不追求绘制一幅包罗万象的史诗画卷，而是选择捕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场景，通过对公共记忆的深入勘探、精心发掘和细腻复原，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片段。
许廷旺新作——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便是这样一次深刻的历史叙事探索。作家采用了孤儿视角，幼小的孩子身上沉淀着丧家之痛、迁徙之难、未来之忧。作品对情感的断裂、挣扎与痛楚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记叙、还原了个体的精神成长史，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全书充盈着人性之暖、诗意之美，拾取了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牧区的美丽壮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感知方式。这部作品以家庭伦理和亲情叙事的细腻笔触，展现了民族大爱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深刻影响，标志着儿童文学在抒情话语和精神探索上可以触摸到的新高度。
“‘我们是一家人’，再多的话加在一起，也不如这句简单的话，能容纳一切，包含一切……”书中这句话简洁而有力，朴素而深邃，承载着多重诗意的表达，可以视作阅读和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它打开的第一道门内的精神图景，是玉萍、玉香、玉山姐弟三人血浓于水的亲情羁绊。罹患重病的妈妈（顾医生）在弥留之际，叮嘱玉萍“照顾好妹妹和弟弟”，这成为玉萍生命中不可撼动的誓言。“大姐”是玉萍命定的家庭角色，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角色期待、刻入灵魂的责任，她时刻不敢忘记。到了草原后，玉萍面对阿力玛老师的多次劝说，倔强地坚持“我们是姐弟，我们是不能分开的”，映射出她对家庭完整性的执着追求。然而，现实的残酷致使三个孩子被不同的家庭领养，个人的情感必须屈从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于是三姐弟陷入对亲情的渴望与压抑相缠绕的尴尬境地，这也成为对温情脉脉的一种沉重式表达。玉萍和玉香曾不约而同陷入梦魇，那份孤绝无援的恐惧，正是对渴求家庭温情的最切实的反映。令人欣慰的是，命运终不负有心人，三姐弟在宝力皋和银花夫妇的温暖怀抱中得以团聚，一起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醇厚的手足深情的描绘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曲折而深沉。温情主义的诗学精神渗透到家庭伦理的内部肌理，成为中华传统家庭美德的一种新表达。兄弟姐妹间的亲情，构成了全书情感的基石和源泉，是国家意志、民族情感、大爱精神的坚实支撑。
南方孤儿踏上内蒙古广袤草原，得到草原阿爸额吉无微不至的关爱，他们的成长故事，是一部跨越血缘、地域和民族的深情史诗。“我们是一家人”这把钥匙打开的第二道门内的精神图景，是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国家的孩子”视如己出的无私之爱，以及内蒙古人民那质朴而深沉的情怀。孩子们对草原的深深依恋和对草原生活的热爱，成为他们精神图景中最为鲜明的色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艰苦年代，他们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难，展现了人性的坚韧与温暖。宝力皋为了给玉山治疗烫伤，甘愿拿祖传的玉烟壶换一小瓶獾油。在草原的自然环境中，在家庭关爱的浇灌下，在人物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孩子们生理上的饥饿得以缓解，丧亲、离别的精神创伤得以疗愈。更重要的是，草原阿爸额吉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有生活上的照顾，还有精神上的沁润和感召，他们将生命的礼赞和美德的坚守蕴含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之中，建构起草原父母形象的精神空间。
受降雨影响，河水暴涨，宝力皋、银花和玉山渡河时，玉山不慎摔下牛车，跌入洪水中，宝力皋以自己落水遇难为代价，救回了玉山。宝力皋离世后，姐弟三人坚持兑现他生前的承诺，给朝克图送去两只大羊，履行了并不公平的约定；在暴雪之后，又给朝克图家无偿送去牧草。银花在暴风雪后罹患风湿性心脏病，原本就饱受丧夫之痛的她，身子日渐虚弱，最后撒手人寰。她在临终前也满怀着对孩子们的不舍、不放心，对玉萍说的也是“照顾好妹妹和弟弟”。此前顾医生的嘱托像接力棒一样，从玉萍手中交到了宝力皋和银花的手中。如今，亲情的接力棒又一次传到了玉萍的手上。此后，原先收养玉香的赛音、秀英夫妇毅然接过了照顾三个孩子的接力棒。这是内蒙古人民对“国家的孩子”的大爱的延续。同时，这种温情又是双向的，孩子们对内蒙古阿爸额吉心怀感恩，对内蒙古心怀感恩。作者借银花的感受表达了孩子们带给草原阿爸额吉的充沛情感：“它们就像春天钻破泥土的牧草，让她看到希望；就像潺潺流去的河水，给她力量；又像他们这个家，让她感受到爱、幸福……”在这层意蕴中，对额吉的呼唤、长调的吟唱、孩子对骑马的热爱、美食牛犊烫和猫耳朵汤等草原文化的细节书写，贯穿了孩子们对草原额吉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依赖的情感演变过程。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的是，《额吉的河》并没有把上海设置为孤儿长大后的寻亲目的地，也没有把上海和内蒙古设置为南北对峙的两个空间，而是让玉萍长大后扎根草原，成为“马背上的女医生”，用拳拳赤子之心反哺养育她的土地和人民。包克、白玉兰家新添的男孩被命名为“小玉山”，这种命名方式映射出领养家庭对玉山的认可与眷恋，更隐喻着孤儿们已成为草原血脉延续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与草原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们是一家人”这把钥匙打开的第三道门内的精神图景，是一首颂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壮丽赞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国家的孩子”的故事如同一根红线，将蒙古族额吉与汉族儿童的命运编织在一起。在孩子们心中，党、国家、草原和母亲的形象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草原母亲的爱，如同一条河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这一层意蕴，如同一条潜隐于文本之下的“地下河”。旗长在解决谁当卫生员的争执时强调：“把玉萍这样的孤儿养大成人，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是把他们培养成才，让他们回馈国家。”这份情感的浓度，由此可见一斑。
《额吉的河》以其细腻温暖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玉萍、玉香、玉山三姐弟在草原上的蜕变与成长。作品将历史叙事细腻地编织进个体记忆之中，通过生动的细节展现了草原人民对这些孩子深沉的关爱与无私的奉献，以及孩子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在这部作品中，个体的记忆与集体的历史交织，从个体到集体、从家庭到民族的层层递进，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是对民族融合与团结的生动诠释。书中所描绘的孤儿们与草原之间的相互凝视、冲突与融合，涵盖了从血缘亲情到家庭共同体的温馨生活，扩展到了血脉相连的民族团结，从而完成了对多民族共同参与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新探索。 (本文图片为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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