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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说丨金瓷缠枝映古香

  林西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弥足珍贵的金朝文物——耀州窑缠枝花卉纹香炉,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出土为数不多的金朝耀州窑青瓷珍品。它不仅是林西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更是见证宋金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深度交融、草原丝路商贸互通的核心实物佐证,为北方地区辽金时期的陶瓷文化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实物印记。

  这件绝世青瓷香炉出土于赤峰市林西县大井镇温都自然村,保存完整、品相上乘,各项尺寸规整精巧。经专业测量,香炉通高17厘米,口径19.4厘米,平沿宽度2厘米,腹径22厘米,整体比例匀称协调。香炉造型规整经典,采用短颈、削肩、鼓腹、圜底的传统炉式造型,底部均匀分布三只高3.5厘米的狻猊兽头足,稳稳承托炉身,庄重大气。整器装饰构图繁复华美、层次清晰分明,通体施纯正青釉,釉色莹润透亮,烧制工艺炉火纯青,集中展现了金朝耀州窑成熟精湛的制瓷水准。

  林西博物馆工作人员唐胜利介绍:“这件金朝耀州窑香炉的造型设计渊源深厚,整体形制承袭商周青铜鼎炉的经典规制,吸纳传承千年礼器的庄重气韵,同时兼容宋金时期陶瓷烧制的工艺精髓与审美特色。青铜鼎作为祭祀、礼典核心器物,承载着中华千年礼乐文化,而这件青瓷香炉将青铜礼器的造型风骨与陶瓷器物的温润质感融为一体,充分彰显出宋金时期匠人对传统礼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是金朝耀州窑青瓷中兼具礼制内涵与艺术美感的顶尖精品。”

  香炉整体线条刚柔并济、气韵浑然天成。炉口外撇舒展,形成宽厚圆润的口沿,边缘打磨规整顺滑,既适配古代焚香、置放香料的实用功能,又拓宽器物视觉重心,凸显出礼器独有的稳重端庄之感。香炉颈部内敛收窄,线条柔和流畅,与外撇口沿、饱满鼓腹形成自然的层次过渡,疏密有度、张弛相宜,让器物整体兼具立体层次感与灵动韵律感。腹部为整器核心装饰区域,圆鼓饱满、雄浑敦实,摒弃了宋朝瓷器的纤巧精致,增添了本土器物的浑厚大气。底部三只狻猊兽头足雕刻栩栩如生,兽首双目圆睁、神态威严,口鼻轮廓清晰立体,鬃毛纹理细密流畅、层层叠叠,刻画极尽细腻,威严中不失灵动,与炉身纹饰相得益彰,整体造型端庄典雅、气韵十足。

  釉色是这件香炉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呈现出金朝耀州窑标志性青绿釉特征,是区分宋、金耀州窑瓷器的重要依据。其釉色温润沉静、清雅醇厚,色调介于北宋耀州窑鲜亮通透的橄榄青与金朝晚期素雅内敛的月白釉之间,是金朝早中期耀州窑最具代表性的釉色品相。器物釉面光洁通透、细腻如玉,无明显开片、斑驳瑕疵,釉层肥厚均匀、附着紧实,质感温润细腻堪比青玉。器物胎体为典型的灰白胎,胎质致密坚硬、结构紧实,经过高温充分烧结,胎釉结合极为紧密,历经近千年水土埋藏,无剥釉、脱釉、起皮等破损痕迹。从足底露胎处可清晰观察,胎土纯净细腻、杂质极少,烧结度极高,充分体现出金朝耀州窑成熟稳定的制胎、施釉与高温烧制工艺。

  唐胜利说:“相较于北宋耀州窑瓷器的青翠艳丽,金朝耀州窑瓷器的釉色更显沉稳内敛,这一变化既与原料配方调整有关,也反映出金朝审美风尚从华丽向质朴的转变,这只香炉釉色的纯正度与温润感,在金朝耀州窑同类器物中实属罕见。”

  香炉的核心亮点是装饰工艺,采用模印、刻画、浮雕相结合的技法,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尽显北方青瓷的刚劲之气。

  香炉颈部装饰分两层:上层为仰莲纹的变体尖叶纹,线条流畅舒展,呈环绕状分布;下层为回纹带,纹样规整细密,连续不断,寓意富贵延绵。腹部主题纹饰为浮雕缠枝花卉纹,花卉纹样饱满繁复,枝蔓缠绕交错、舒卷自如,底纹为细密的弦纹,主纹为高浮雕花卉,纹饰凹凸有致、立体感极强,刀锋利落有力,体现出耀州窑“犀利如刀”的刻画工艺特色。足部兽首采用模印成型后拼接烧制,造型逼真,与炉身纹饰风格统一,整体装饰繁而不乱、巧而不浮,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

  金朝耀州窑香炉完美承袭了北宋耀州窑的核心工艺,同时融入了金朝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元素。北宋耀州窑以刻花、印花青瓷闻名,金朝虽受战乱影响,窑场规模缩减,但其核心工艺却得以延续,受北方游牧部族审美影响,器物造型更趋雄浑,纹饰更显豪放。

  出土香炉的林西地区,辽金时期地处草原丝绸之路要道,是中原陶瓷工艺向北方草原传播的重要节点,因此香炉既保留了中原青瓷的工艺精髓,又适配于北方游牧部族的审美偏好,见证了宋金时期南北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耀州窑始于唐朝,盛于宋朝,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青瓷窑系,金朝延续其辉煌,产品以青釉刻花、印花瓷器著称,尤以“刀刀见泥”的刻花技法闻名于世。金朝耀州窑在继承宋朝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模印、堆贴等装饰技法,使器物纹饰更加立体生动,缠枝花卉纹饰便是最常见的装饰题材,寓意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吉祥纹样的审美追求。

  千年青瓷藏古韵,一炉风华证交融。林西博物馆馆长白明泽说:“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只香炉的珍贵性体现在多重维度:其一,工艺精湛,釉色纯正、纹饰精美,代表了金朝耀州窑青瓷的最高水平;其二,存世稀少,耀州窑香炉类器物本就不多,完整出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更是凤毛麟角;其三,历史价值突出,直观反映了辽金时期中原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填补了内蒙古东部地区金朝陶瓷考古的空白;其四,学术意义重大,为研究金朝耀州窑的工艺演变、草原丝绸之路上陶瓷的传播以及辽金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这件曾经沉睡北方大地千年的香炉,承载着耀州窑千年制瓷匠心,镌刻着宋金南北文化交融的印记,以温润的釉色、精巧的纹饰、雄浑的器型,向世人讲述着草原丝路的繁华过往,成为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共生共荣的珍贵见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唐胜利)

  【自白】

  浮雕藏韵自倾城

  我是一只有着美丽花纹的香炉,诞生于金朝的耀州窑。这个窑场始于唐朝,盛于北宋,历史底蕴深厚,以“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刻花青瓷闻名,是当时北方的青瓷核心产区,生产的瓷器不仅被宋朝列为贡品,还远销世界各地,在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原料采配是耀州窑传统工艺中的关键部分,工匠精选出细腻的灰白胎土,经过风化、配比、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后,又配制釉料为我施釉,用雕、刻、贴、印等技法在我身体上装饰花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匠人为我量身制作了匣钵,将我放入里面送入瓷窑。在熊熊窑火中我涅槃重生,一身青绿,宽沿、鼓腹、兽足,模样沉稳端庄。

  我的口沿处、肩部各装饰了一圈回纹,表达出工匠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幸福未来的展望。该纹饰因形状如“回”字而得名,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出现,有“源远流长、福寿延绵、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与精神内涵,在民间有“富贵不断头”之说。

  莲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长寿健康,工匠在我的颈部装饰了一圈莲纹,肚子下面装饰了莲瓣纹。

  缠枝花卉纹是我身体的亮点,连绵不断的纹饰结构象征生生不息,寓意生命延续、家族繁衍与国家长治久安。缠枝花卉纹常与果实组合,譬如缠枝莲,寓意纯洁美好,缠枝牡丹则代表富贵荣华,缠枝葡萄、缠枝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缠枝纹的缠绕形态还象征美好爱情,寓意夫妻恩爱、爱情长久。工匠以刀锋为笔,在我鼓起的肚子上用半浮雕技法刻画出繁复的缠枝花卉纹样,枝蔓缠绕、花开烂漫。

  旋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象征吉祥和长寿,我鼓起的肚子上、下方各有一圈旋纹。

  我随着商队,翻越山川,穿过戈壁,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北,从关中平原来到西拉木伦河奔腾不息、金界壕蜿蜒千里的草原腹地,被置于厅堂之上。香烟袅袅间,我见过草原的日出日落,听过牧歌的婉转悠扬,感受过牧民的豪迈奔放,也体会过中原文化的温润雅致,不同的文化在我身上融合,沉淀出独特的文化印记。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以900多年的青绿之姿,安静地守着这片土地,虽沉默无言,但身体上的每一道纹路、每一寸釉色,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古老而动人的故事。(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金窑宋韵话交融

  □白明泽  唐胜利

  金朝耀州窑缠枝花卉香炉,不仅是一件陶瓷艺术珍品,更承载着工艺、文化、历史、学术等方面的多重价值。

  缠枝花卉香炉是金朝耀州窑工艺传承与创新的典范。北宋耀州窑以“刻花为上,印花次之”,金朝在继承北宋刻花、印花工艺基础上,创新发展出高浮雕装饰技法,香炉腹部的缠枝花卉就采用了浮雕工艺,立体感远超北宋同类器物,这是金朝工匠对此技法的突破。同时,这件器物对釉色的精准把控、胎釉的完美结合、兽足的精细塑造,均展现出金朝耀州窑高超的制瓷水平。

  缠枝花卉香炉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是农耕文化的核心区域,林西地处北方游牧地带,中原窑场烧制的精品青瓷器跨越千里流传至草原腹地,是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香炉造型承袭商周青铜礼器,彰显中原礼制文化;纹饰中的缠枝花卉、回纹等,是中原传统的吉祥纹样;整体雄浑大气的风格以及兽足的粗犷造型,又融入了北方游牧部族的审美偏好,这两种文化元素在器物上和谐共生,反映出辽金时期文化交融的历史发展格局。

  缠枝花卉香炉也印证了金朝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金朝虽与南宋对峙,但并未中断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草原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西域的重要通道,承担着物资运输、文化传播的功能。缠枝花卉香炉在林西地区出土,既体现出金朝商品经济的活跃,也证明了林西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研究金朝贸易路线、区域经济交流提供了实物佐证。

  缠枝花卉香炉的形制、釉色、纹饰等特征,作为金朝耀州窑器物断代的标准,直观反映出契丹、女真等游牧部族与中原的文化互动,填补了林西地区在金朝时期物质文化历史的空白。(作者系林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临潢路下古林西

  林西县地处赤峰市北部、西拉木伦河北岸,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咽喉要道。林西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细石器文化,商周时期有大井古铜矿遗址,辽朝更是上京临潢府的重要辐射区域。金朝,林西隶属临潢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立国之初,继承辽朝疆域,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既保留了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又积极吸纳中原文化制度。为了巩固北方边防,金朝大规模修筑金界壕(金长城),沿线设有戍堡、驿站,既是军事防御体系,也是交通贸易通道。金界壕的修建,推动了沿线地区的人口聚集与经济发展,林西地区逐渐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中原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驿站源源不断传入草原腹地,耀州窑香炉正是这一贸易体系下流通的物件。

  耀州窑创烧于唐朝,北宋时期达到鼎盛,成为北方青瓷窑系的核心代表。金灭北宋后,耀州窑窑场虽受战乱冲击,但核心工匠留存下来。金朝中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复苏,耀州窑在继承北宋制瓷工艺基础上,调整产品风格,釉色从北宋的橄榄青向青绿釉、月白釉转变,装饰从精细刻花向雄浑浮雕发展,产品既供应中原市场,也通过贸易网络销往北方草原地区。

  耀州窑作为北方重要窑场,大量烧制香炉类器物,既有供皇室使用的高档精品,也有民间使用的普通器物。金朝时期的林西,聚居着女真贵族、契丹遗民等群体,对高档香炉的需求旺盛,缠枝花卉香炉多为上层阶层所有。

  耀州窑香炉的出土,与林西地区出土的其他文物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序列,见证了林西地区从史前到辽金元时期的文明延续,也反映出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唐胜利  供稿)

编校:孙丽荣
审校主任:奥妮莎 章颖慧
审校总编:韩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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