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平

　　栾延琴老师在来给我们上课之前，她已经是同学们传说的神话了。栾老师是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的台柱子，能独舞，能独唱，还会演奏大提琴，参加过很多优秀大型歌舞的编导，到朝鲜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演出过，是由贾作光先生亲自推荐参加的中国舞蹈家协会等等，只是我们不知道她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尽管让她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当初中教师哄孩子唱歌，但是她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的。她唱歌好听，又非常投入，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简谱，她也唱得明亮优美。她满脸的生动表情，感染了我们这些童心未泯的少年。记得她教我们简谱的方法很特别，让我们一组一组排成队列，然后每个人唱一个音符，从低到高，从高到低。她教我们唱歌，都要带上舞蹈动作，这样的课程很适合我们的年龄，也让我们喜欢上了栾老师。

　　大约过了十年，我又成了栾老师的学生。她调回了工作多年的文化系统，当了我们群艺馆的副馆长，分管美术和舞蹈创作，我毕业后辗转到这里当了文学刊物《绿野》的编辑。为什么说自己又当了她的学生呢？并不是她还像从前那样，领我动口动手，教我一招一式，具体去学习一个专业，而是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时时在吸引着我向她靠近，跟在她身后往前走。

　　栾老师十四岁就参加了歌舞团，文字功底不厚。我开始编辑她的文稿时，常常发现她“的，得，地”混用，还习惯一个逗号用到底，她那些来自实践的宝贵艺术经验，因而不能得到准确、充分的表达。记得当时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摞美术资料。过了不久，我突然发现，她的文章变得观点明晰，语言顺畅了，难能可贵的是，她一个舞蹈家，因为工作的需要，竟写了一系列有关美术展览的短文，而且还上了很专业的期刊。她说，我就是认学。

　　记得有一次，栾老师带着我们去布里亚特蒙古族聚居区搜集民间舞蹈资料。当地文化馆的同志引荐之后，那家的老额吉连头都没有抬，继续用小闸刀切肉馅，一时气氛特别尴尬。栾老师脱下羽绒服就帮着老额吉擦铁炉子上的油垢，直至把那个雪花铁的炉子擦得铮亮，又忙不迭地去打扫地上被羊羔尿湿了的羊草。我们在旁边一看，眼睛里有了活儿，急忙出去提牛粪、扫雪。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老额吉已经笑逐颜开，正和栾老师背对背，反牵着手，转着圈跳舞呢。栾老师说，宝库打开，金子银子噼里啪啦自己跑出来。那时没有照相机，栾老师也不知道啥时候学会了画图记录，她就这样走遍了呼伦贝尔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聚居区，把即将失传的民间舞蹈一个一个地收入囊中，给呼伦贝尔的未来，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现在，我经常下乡深入生活，和牧民猎民交朋友，每每都会想起跟着栾老师下乡的情景。

　　有一年，栾老师公出到北京，顺便将脖颈处的一个小凸起异物做了活检，没想到竟然是一种可怕的皮肤癌。几天后，栾老师回来了，依旧满面春风，照常工作，让大家宽慰了不少。只有我还是放心不下，她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那天，呼伦贝尔盟医院的候诊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静得要命。我突然听到了栾老师的叹息，看见了她眼睛里强抑制住的泪水。我吓得连忙安慰她。半晌。栾老师给我讲了两件她经历的事情。

　　栾老师的姐姐去世了，栾老师和她的弟弟妹妹心中的思念无法克制，聚到一起的时候，就打开姐姐的骨灰盒，抚摸着姐姐留下的遗骨哭诉一场。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后来大家就没有眼泪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了，从此大家平静地把姐姐放在心的最深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栾老师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抗美援朝战场演出。火车进入朝鲜不久，突然遇到停车通知。她们一群女文工团员，结伴下车方便。天蒙蒙亮，栾老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铁路旁边的荒野上，下蹲的时候，感觉有什么搥了自己一下，也没在意。等到站起来时一看，妈呀，那是一只张开的男人的大手，淤黑色的，还连着半条被炸断的胳膊。栾老师说，当时她吓得连滚带爬地上了火车，坐下来就放声大哭。后来进了前线，那里的情况更惨烈，因为演出任务重，慢慢地就不知道害怕了。

　　栾老师没有提她的病，但是她的话意味深长。

　　八十年风吹雨打，栾老师以淡泊而绵恒，守住了她最想留下的东西。她呕心沥血写出的《呼伦贝尔民族民间舞蹈》一书，从劳动与艺术的关系、宗教对艺术的影响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民族舞蹈，并文图并茂地记录了这些舞蹈的发展演变，成为当地文化的经典读本。当我看到手稿上栾老师一次次修改的痕迹，不由唏嘘长叹。直到栾老师退休二十多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举办首发式的时候，栾老师说，我写这本书只是想给这片土地一个交待，十年二十年不晚，会有需要它的人。

　　栾老师今年八十二岁了。她虽然个子变矮了，也没有当年春风杨柳一般的姿态了。但是她两腿依然笔直，走起路来一阵风，说话和当年教我上音乐课时一样清脆，而且诙谐幽默，妙语连珠。每次和栾老师见面，我都事先安排车去接她，每次都被她拒绝。她一走上我们单位的楼梯，我就能听出来她那轻盈有力的脚步声。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在眼前，我怎么敢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呢？

　　我的初中时的政治课老师叫高雪娟，是一位美丽而坚毅的女性。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懵懂少女的我，彻底惊呆了。她白皙、修长、明眸、皓齿，一头乌黑的短发略带弯曲，身穿一件中式北京蓝平纹棉袄罩，肩上搭着一条白围巾。她没有拿讲义，手里只有一根粉笔。她开口讲课，竟是那样的字正腔圆，不疾不徐，清晰准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后面的停顿都有意味。她开讲的第一句话，我至今难忘——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问，决定了你认识世界的方法。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天哪，多么新颖，多么高贵，多么优雅！要知道那是1971年啊！我犹如一只在雪地里看到彩虹的小羊羔，从此开始期待星期二和星期五，因为那是高老师来给我们上课的日子。由于深深地迷恋着高老师，也是由于高老师引人入胜的授课，使我对政治课有了兴趣，开始阅读一些粗浅的文史哲书籍，只是那时图书馆还封闭着，可以满足我这个井底之蛙的书很难弄到。后来由于家中困难，我不得不终止学业，到邮电局学徒，成了工人。当时我只有十六岁，从此情绪一落千丈，在大街上遇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同学，便羞愧万分地绕着走开，心里更加怀念学校和老师。记不清是哪年的春节，我召集了几个同学，把满天的大雪踩得咯吱咯吱响，走了五里路，到海拉尔西山脚下的学校教师家属宿舍高雪娟老师家拜年。

　　没想到高老师的生活是那样简朴，也可以说是有点窘迫。房子是很小，大约有20多平方米，虽烧着火墙，可是室内温度并不高。高雪娟老师正在忙着家务，屋地上跑着两个年幼的男孩子，那个小一点穿着开裆裤的就是白岩松，另一个是白岩松的哥哥，现在的呼伦贝尔博物馆馆长白劲松。

　　高老师停下手里的活，听完我直白地述说烦恼——我想回学校读书。她耐心地劝我，要听父母的话，毕竟找个工作不容易，家里又有困难。她说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以后的路还很长，总是有机会的。高老师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一直偷偷地学习文化课，还通读了《红楼梦》《人间喜剧》，背住了大半《唐诗三百首》。

　　后来为了考学，我约上同学常林英，到高老师家，请她给我们补课。高老师出来给我们开门，令我们一惊。她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进了屋，我们才看见桌子上摆着高老师的爱人宝音老师的遗像。宝音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端正严谨的人。高老师见到我们，没有说有关宝音老师去世的事情，只是问我们准备高考的情况。高老师说，你们不要死记硬背，要把道理弄明白，也就不会忘记了。

　　许多年之后，我采访画家徐耀祖先生，他是高雪娟老师的老同学。徐老师告诉我，宝音老师去世时，高老师只有三十多岁，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吃了很多苦。但是她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劲，特能坚持。冰天雪地，她一个人担着两个大水桶去挑水，非常吃力，却不肯要人帮忙。不知道高老师是以怎样的信念和毅力，坚守着爱，把两个儿子带大，并塑造了他们卓越的头脑和情怀。

　　央视创办《东方之子》栏目，白岩松到我们单位采访作曲家那日松。我从他嘴里得知，高老师已经调到一所大学任教，也快退休了。一年夏天，我在机场遇到了高雪娟老师，她满头的青丝已经变成了灰白色，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留痕，但气质这个东西果真是历久弥坚，高老师安静地坐着，一身简素，却是让你在人群中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