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华

　　同灰姑娘一样，我也挑过豆子。不过，我挑的不是蚕豆、豌豆、黑豆或者芸豆，而是黄豆；让我挑豆子的人并非继母而是我的亲妈。每到家家户户煮黄豆做大酱块的日子，我就会成为挑豆子的“灰姑娘”。

　　我很不喜欢挑豆子，挑豆子的时候我总会分外渴望睡眠。白天，我如兔子般奔跑疯玩一整天，等狼呑虎咽吃过父母下晚班回来做的饭，我就开始犯困了，只想就地卧倒，直接进入酣睡状态。就在我迷迷糊糊之际，洗完碗筷的妈妈拎出半面袋儿黄豆摆放在那里。

　　“一会儿把这袋黄豆都挑出来，挑不完不许睡觉。”

　　当然，妈妈不会像灰姑娘的继母那样恶毒，把豆子丢进灰里然后冷眼相向、逼我忍气呑声的去一个一个挑拣，而是慈眉善目地把家里最大的搪瓷空盆塞到我的面前。

　　尽管我一百个不情愿，可我知道，挑出的优质黄豆将会被煮成胖胖软软一捻就化的样子，然后被陆续塞进绞刀子里绞成面糊儿、爸爸会把这些黄豆面糊儿墩成一块块长约一尺、宽与厚度为半尺模样的大酱块子，这些新鲜的大酱块子会被纸包纸裹地摆放在离地较高固定在墙上的一块长条木板上，再经几道工序大酱块们将会变成香喷喷的大酱被端上餐桌来佐餐了。

　　想起蘸酱菜是我难割难舍的最爱，我就得忍住困，强打精神来挑豆子。当然，爸爸和姐姐也在挑豆子。

　　挑豆子对幼时的我是件比较受折磨的事情，因为我要不停地与自己的瞌睡欲望做不懈的斗争，而挑豆子的时间总是那般望也望不到尽头的漫长。爸后来发明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挑豆子方法，他把炕桌一头垫高，摆成30度左右的坡度，在低处接个清洗干净的白铁皮大口洗衣盆儿，然后把豆子一把把丢到桌面上，颗粒饱满的黄豆会急急忙忙地滚向洗衣盆儿，还没成熟的瘪豆子廖廖蹭蹭地停留在桌面上，就像身体不健康的人想跑也跑不动，只有被人超越或逮住的份儿。我们把瘪瘪瞎瞎的豆子，还有混入豆子中的草屑、小木棍什么的迅速扔到地上，挑豆子这道工序大大加快了进度。

　　住草房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八印大铁锅，大铁锅用途广泛，不仅要煮人吃的饭菜，也要煮喂猪的倭瓜土豆儿，当然也会用来煮黄豆。

　　黄豆煮熟了，绞刀子就该出场担任主角了。绞刀子比较金贵，并不家家必备，一个绞刀子可以到很多人家去“串门”，谁家富，谁家穷，谁家干净，谁家比较埋汰，它都了知于心，就是不肯说而已。获悉谁家借到绞刀子正在绞黄豆，就早早去这家候着，人家绞完了就可以借来用了。没有任何人会霸着不肯借。我从来不知道曾经用过的绞刀子是谁家的，仿佛那是一个公共财产，认不认识的人都可以拿来用下。

　　借来绞刀子了，欢天喜地地在炕边支好面案子，把绞刀子稳稳地固定在一头，煮好的黄豆被一盆盆端进屋里，源源不断地被送进绞刀子仰面朝天的大嘴里，不停地摇动中，从另一头一个个小圆洞里变成条状面糊坠向面案子，墩大酱块子的劳动同时展开了。

　　别以为这样就会很快吃到香喷喷的大酱了，纸包纸裹的它们会在长条木板上沉睡一冬一春，直到春暖花开之际，包裹大酱块的纸已变暗黄，上面落满了浮尘，妈妈才会打开它们，这时的它们已经面目皆非，身上长满了霉斑，看上去一点也引不起我的食欲。妈妈把它们掰成几块，然后细心地用刷子清洗掉它们的霉斑，摆放在一个干净的“尼尼然”(达斡尔人用去皮枊条编成器皿)里，把它们向供品般摆放在春天的阳光下，风和太阳就积极地为它杀菌，使它们变成能接近人口腹之需的备料。

　　是的，备料！这会儿它们真的只是备料。要等到五月十三才算到了下酱的时候。适量的水和盐陪伴着大酱块儿被送进酱缸，一块雪白的纱布很有仪式感地罩住了酱缸，纱布四角系着四个重重的大螺丝帽儿，仿佛酱缸里隐藏着美丽的待嫁新娘，除了母亲和直系亲人，谁都不可以掀开她的面纱来饱饱眼福。“来月经的女人不能下大酱”“怀孕的女人不能靠近酱缸”，否则酱会迟迟不肯发酵，变成一缸臭酱。这些讲究是前辈传下来的，如法令般具有权威的制约作用，谁也不敢悖逆而行。在家家凭粮食本吃供应粮的时候，黄豆并不像现在这样好买，在我们莫力达瓦，每人每年只有四斤酱豆指标，谁敢拿自己一年的口福去冒这个险呢。

　　那大酱仿佛也通人性，据说性子急的妇人下的酱发酵快，而性子慢的人酱也发酵得迟缓。莫非大酱也怕性子急的人耐不住漫长的等待而扬泼了自己，要表现得积极讨喜些吗？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每家每户的大酱味儿会有很大差别，就像同样的食材经不同的人手去做，效果完全不同一样。

　　南菜园子内的那口大酱缸是一家人健康食欲的保证：偶尔懒得做菜了，进园子在黄瓜架前摘几根绿绿的嫩黄瓜，洗净切丝拌上大酱就可以佐餐了。酱茄子、炸酱面、鸡蛋焖子，酱小鱼，哪样离得开酱呢。食欲不好了吗？吃点蘸酱菜保你定会胃口大开。在中国东北，不仅人喜欢吃大酱，就连我们达斡尔族民间传说中的神都是喜欢大酱的，据传闻，那位具有起死回生法力的尼桑萨满去阴间找“依热莫汗”(达斡尔族语，掌管阴曹地府的汗王)谈判，要带回“巴鲁威巴音”儿子猝死的灵魂，过阴河时塞给艄公一块大酱为礼才得以乘船渡河的。

　　大酱这种佐餐物显然是汉族人带入达斡尔人日常生活里来的，因为达斡尔人对其没有专属名称，也称其为“大酱”，就像将洗脸盆称为“铜盆”，汽车也被称为汽车，馒头也被称为馒头,面条叫面条一样，都是舶来品，并不是我们达斡尔人原创的。那么大酱到底何时流入达斡尔族民间，不仅被普遍接受，还学会了全套制作工艺，这个问题则需要历史学家去考证了。我们不管别的，喜欢就只管享用。

　　母亲去世后，家里不再做大酱了。超市为我们提供着吃各种口感大酱的便利，有商业头脑的人早已把酱开发成畅销商品。一次在旅途中遇到一位放假回家的长春女孩子，问她回家最想吃什么，答只想吃大葱蘸大酱，在大学同寝室南方人多，吃大葱蘸酱她们会鄙视，“忍了半学期了，可馋死我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对大酱的渴望，你就去想吧。

　　一天，我突然在屋里听到倒大酱耙那有节奏的声音，农家酱的味道一缕缕扑鼻而来。是有人在楼里自己发大酱吗？寻声望去，只见对门的女人在阳台对着一口二号缸在倒酱耙，弥漫满楼的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