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东北农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是土屋土墙,可以用“家徒四壁”四个字来形容。人们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过大年时打扫房子,打扫灰尘,是必不可少的。有条件的人家,如,老师或有人在城里当干部的家庭拿旧报纸糊墙糊棚,新糊的墙壁,,顿觉得亮堂堂。但是这样家庭是极个别的,绝大部分普通农家,也就把烟熏火燎的黑屋子打扫打扫,我们家乡一带的习俗,一般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打扫房子。打扫了,其实墙还是那么个黑不溜秋,只不过是把灰土打扫干净了,起码不起灰土了。
过年了,人们再穷也得营造点喜庆气氛,家家户户贴对子,屋内墙上也有点装饰物,那就是贴年画。上世纪五十年代年画流行什么内容?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印象不是很深刻,现在估摸着可能也就是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之类的传统年画而已。父母亲也不识字,也不讲究,供销社卖什么年画,挑选几张花花绿绿的、热热闹闹的,买回来一贴就拉倒,主要是为了沾个喜庆气氛。
1960年,我念小学四年级。父母亲看我识文断字了,就把过春节买年画的“重任”交给了我。过完小年,父亲要去公社供销社置办年货,那天早晨我坐在牛车上,跟着父亲出发了。一路上心里琢磨着买几张什么样的年画,另外还惦记着买点花炮,买几块糖球吃的事。沙路上,老牛慢悠悠地走着,木车轮子“咯吱、咯吱”响着,我头回感觉到牛车是世界上最慢的交通工具,从家到公社25华里,似乎走了一个世纪。我身在车上,心早已飞到供销社了。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半晌午终于来到供销社。我急不可耐地先跑进供销社售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挂起来的年画,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为了方便人们挑选购买,年画挨个儿都编了号。我从一头挨着看,有山水画、花鸟画、舞台演出剧照,也有胖娃娃抱着大鱼的“年年有余”,那是天津有名的杨柳青木板年画,那时候,我自然不知道这个名称,是大后来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我的目光落到了北京十大建筑画上。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北京建了十大建筑。这是我之前在内蒙古出的蒙古文少儿刊物《花蕾》上看到过,当时,不一定记得全,但这个事情是知道的。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我最后挑中了北京十大建筑画。4个条幅画,让我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天色已晚,但我迫不及待地要贴年画,让母亲煮了点糨糊,把4个条幅画整整齐齐地贴在西墙上,立刻觉得黑屋子蓬荜生辉,立刻亮堂了起来。我一边看图底下的说明文字,一边从《新华字典》上查找不认识的字,终于知道这十大建筑分别是:1.人民大会堂;2.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3.军事博物馆;4.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5.钓鱼台国宾馆;6.中国美术馆;7.华侨大厦;8.北京火车站;9.全国农业展览馆;10.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
我看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突发奇想,怎么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目睹这些建筑,一饱眼福?一般来讲,在那个年代,有的乡下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去北京简直是天方夜谭。正好那些日子,我们村的巴音宝力格大哥寒假回来探亲。他是1958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的,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我心中的偶像。有一天,他来我们家串门,从他谈话中得知,坐火车去呼和浩特,北京是必经之路。由此,我心里闪过那么个念头:好好读书,将来考入呼和浩特的学校。这样,可以路过北京看看。也许这个念头潜移默化中给了我力量,成了我学习的动力。又过了5年,1965年秋,我真的考上了内蒙古蒙古文专科学校。8月底,坐火车去呼和浩特,在北京站倒车,看到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又从北京站乘公共汽车去永定门车站,经过长安街时,远远地看见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仅仅是一晃而过,但心里也激动不已。真正目睹这些建筑,还是在1966年。除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夏,其他8个建筑挨个儿都去了,没有进去过,起码从外边瞧了瞧,也算近距离接触了一下。后来,去北京也曾经过钓鱼台国宾馆门口。唯独没见到过华侨大夏。据说,推倒重修了,那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于2004年11月,组织上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有幸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听过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所做的国际形势报告。真正领略了人民大会堂的富丽堂皇和气势恢宏。从1960年买年画、贴年画算起,相隔44年之后,当年亲眼目睹人民大会堂的愿望得以实现,还在里边开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