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东北农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是土屋土墙，可以用“家徒四壁”四个字来形容。人们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过大年时打扫房子，打扫灰尘，是必不可少的。有条件的人家，如，老师或有人在城里当干部的家庭拿旧报纸糊墙糊棚，新糊的墙壁，，顿觉得亮堂堂。但是这样家庭是极个别的，绝大部分普通农家，也就把烟熏火燎的黑屋子打扫打扫，我们家乡一带的习俗，一般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打扫房子。打扫了，其实墙还是那么个黑不溜秋，只不过是把灰土打扫干净了，起码不起灰土了。

过年了，人们再穷也得营造点喜庆气氛，家家户户贴对子，屋内墙上也有点装饰物，那就是贴年画。上世纪五十年代年画流行什么内容？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印象不是很深刻，现在估摸着可能也就是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之类的传统年画而已。父母亲也不识字，也不讲究，供销社卖什么年画，挑选几张花花绿绿的、热热闹闹的，买回来一贴就拉倒，主要是为了沾个喜庆气氛。

1960年，我念小学四年级。父母亲看我识文断字了，就把过春节买年画的“重任”交给了我。过完小年，父亲要去公社供销社置办年货，那天早晨我坐在牛车上，跟着父亲出发了。一路上心里琢磨着买几张什么样的年画，另外还惦记着买点花炮，买几块糖球吃的事。沙路上，老牛慢悠悠地走着，木车轮子“咯吱、咯吱”响着，我头回感觉到牛车是世界上最慢的交通工具，从家到公社25华里，似乎走了一个世纪。我身在车上，心早已飞到供销社了。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半晌午终于来到供销社。我急不可耐地先跑进供销社售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挂起来的年画，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为了方便人们挑选购买，年画挨个儿都编了号。我从一头挨着看，有山水画、花鸟画、舞台演出剧照，也有胖娃娃抱着大鱼的“年年有余”，那是天津有名的杨柳青木板年画，那时候，我自然不知道这个名称，是大后来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我的目光落到了北京十大建筑画上。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北京建了十大建筑。这是我之前在内蒙古出的蒙古文少儿刊物《花蕾》上看到过，当时，不一定记得全，但这个事情是知道的。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我最后挑中了北京十大建筑画。4个条幅画，让我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天色已晚，但我迫不及待地要贴年画，让母亲煮了点糨糊，把4个条幅画整整齐齐地贴在西墙上，立刻觉得黑屋子蓬荜生辉，立刻亮堂了起来。我一边看图底下的说明文字，一边从《新华字典》上查找不认识的字，终于知道这十大建筑分别是：1.人民大会堂；2.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3.军事博物馆；4.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5.钓鱼台国宾馆；6.中国美术馆；7.华侨大厦；8.北京火车站；9.全国农业展览馆；10.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

我看着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突发奇想，怎么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目睹这些建筑，一饱眼福？一般来讲，在那个年代，有的乡下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去北京简直是天方夜谭。正好那些日子，我们村的巴音宝力格大哥寒假回来探亲。他是1958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的，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我心中的偶像。有一天，他来我们家串门，从他谈话中得知，坐火车去呼和浩特，北京是必经之路。由此，我心里闪过那么个念头：好好读书，将来考入呼和浩特的学校。这样，可以路过北京看看。也许这个念头潜移默化中给了我力量，成了我学习的动力。又过了5年，1965年秋，我真的考上了内蒙古蒙古文专科学校。8月底，坐火车去呼和浩特，在北京站倒车，看到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又从北京站乘公共汽车去永定门车站，经过长安街时，远远地看见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仅仅是一晃而过，但心里也激动不已。真正目睹这些建筑，还是在1966年。除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夏，其他8个建筑挨个儿都去了，没有进去过，起码从外边瞧了瞧，也算近距离接触了一下。后来，去北京也曾经过钓鱼台国宾馆门口。唯独没见到过华侨大夏。据说，推倒重修了，那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于2004年11月，组织上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有幸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听过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所做的国际形势报告。真正领略了人民大会堂的富丽堂皇和气势恢宏。从1960年买年画、贴年画算起，相隔44年之后，当年亲眼目睹人民大会堂的愿望得以实现，还在里边开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