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本张中行散文集《笔花选录》，其中有一组随笔题为“红楼点滴”。起初，以为是行公的“读红札记”。开卷方知，此“红楼”非彼“红楼”也。张中行笔下的“红楼”，无关《红楼梦》，是指民国年间北京大学“三院”之一文学院所在的那栋楼房。这座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当初建造时，拟用作宿舍，建成后用作了文科教室。北大本是文人荟萃之地，又是文科教室，自然会有许许多多知名的文人雅士进出“红楼”。张中行曾经在此求学，后又长期工作于此，对于红楼掌故自然多些了解。

张中行所写点滴之一，是蔡元培校长治下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之风气。这种风气，当时在北大校园几乎无孔不入，包括课堂。师道尊严自古存在，课堂规矩总近乎苛刻，北大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随便”到什么程度？不该来上课的可以每课必到，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北京大学历来不乏名师，所讲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毕竟名声在外，学生还是趋之若鹜。当年，一些无学可上的年轻人多在沙滩一带晃悠，求学欲望促使他们见缝插针过来蹭课。“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张中行举例说，当年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课程，每次上课总有十几个人听课，到期考时才知道选课的只有他张中行一个人。还有一例，是法文课，上课时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原来听课者全是蹭课。

至于该上课而不上课的，自有种种原因，要么觉得课不值得听，要么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要么课程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张中行说，北大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也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有人调侃：“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

张中行所写点滴之二，是北大课堂的严正，北大校园里的求真精神。在红楼里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张中行回忆了当年在红楼，胡适与钱穆关于“老子”所处时代之争——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适认为，二“老”年高，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穆却认为，二“老”年轻，年轻到战国，略早于韩非子。胡适出书在先，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穆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某次，二人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看似以一句笑谈轻松结束，实则二人谁都不肯让步。

张中行所写点滴之三是包容。当年在红楼，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张中行回忆顾颉刚，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下笔万言，偏偏口才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张中行说，要在中学，或许他早就被驱逐了，但在红楼，大家却处之泰然。

张中行所写点滴之四是红楼后面一块空地。后来叫民主广场，其用处主要是上军事训练课。在当时，军事训练不受北大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本意是学文，不是习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貌似自由散漫已经蔚然成风，严格的军事训练实在让人接受不了。

张中行所写点滴之五是入学。他写了第一次入学，写了考试命题，写了考卷判分，还写了申请缓交学费。最有意思的是，张中行回忆了当时北大院内转系：“北京大学还有一种规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转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学四年，不必经过入学考试。有个同学王君就是这样学了八年。”为什么这样呢？张中行估摸，那位王君同学可能舍不得红楼的环境和空气吧。

张中行笔下那座红楼让人向往，令人迷恋。舍不得红楼环境和空气的，肯定远不止当年那位王君。（王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