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峥华与她所写的名家比肩而立，推心置腹。正像俞晓群先生序言中所说：“更喜欢她写亲朋好友的文章，禁忌少，敢下笔；因为熟悉，不必看资料，故而行文流畅，言辞亲切。”

2013年以来，连续读到姚峥华抒写书人书事的四部文集，2017年10月，《书人为伍》如期而至。这书名有着双关的趣味，既说明它属于“书人”系列的第五部，也仿佛是作者“入伍”书人的一个宣示。

与书为伍，与书人为伍，固是雅事，然殊非易事，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虽然中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可是书人队中，女性数量仍大大低于男性。即以此书为例，十九篇文章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只有三篇（即以“书人”系列五部百余篇计，女性主角也不到二十人）。姚峥华话书记人，衡文论道，“从这些关于他人的叙述，我们也看到隐藏其中关于她自己的身影”，所以初安民先生的序，就以《第二十位作者》为题。

不免有人会羡慕姚峥华的得天独厚。就像她笔下的张曼菱：“都是如今听来艳羡不已的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奇怪的是，怎么都让张曼菱碰到了呢？”姚峥华长期在深圳主持一家报纸的阅读周刊，而深圳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所以两岸三地的诸多文人学者，就都让姚峥华碰到了。

机遇固然重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好他碰到的人，更不要说成为这些人的知心朋友。姚峥华在本书中两次写到詹宏志，“每天被派到某一个作家家里拿稿子，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所有最伟大的名字都认得”。无独有偶，扬之水“也是城东城西如此跑腿，与众多老先生因此结缘并修为获益，后来自成一家”。无论台北还是北京，有此类“跑腿”机会的人，决不止于这两位，但把握机遇如这两位的，又有几人？

作为一个采访者，首先必须具备与被采访者对话的能力。面对专业学养不同、性格心态各异的人物，如何让对方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如何理解并捕捉他们的事业亮点、思想辉光，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技巧，更是底蕴。看《书人为伍》中，由黄子平说到公民社会，由马未都说到收藏心理，由刘克襄说到城市规划和生态保护，由吕敬人说到书籍设计的理念与实践，由张辛欣说到自我放逐和寻根……“视野变得广阔，议题伸展得更宏远”。她似乎很欣赏黄子平的说法：“在一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这种无数的‘小圈子’的交谈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出现也是非常自然的。法国的思想家把它叫作‘无限交谈’，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然而，一个有限的对话者，又怎么能激发对方的“无限”！

写作者的心态同样重要。有的写手，面对名家前辈，习惯性地取一种仰视角度。有的写手，似乎一定要蛮横地踩到别人的肩上去，才能显出自己的高明。有的写手专门隐身暗处，窥看名人的鞋底下是不是粘着臭狗屎，以示自己独具只眼。有的写手对人家的文章学识尚在懵懵中，就忙着令“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姚峥华与她所写的名家比肩而立，推心置腹。正像俞晓群先生序言中所说：“更喜欢她写亲朋好友的文章，禁忌少，敢下笔；因为熟悉，不必看资料，故而行文流畅，言辞亲切。”

新闻作品最常见的问题，是所写人物的平面化、脸谱化。姚峥华写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委脸谱”：“手管不住脑，口管不住心的，笔下没大没小的三言两语划拉起来，专挑好玩的场景或是细节写”，决无脸谱化之病。说来轻巧，其实这得力于观察与思辨的能力。她说摄影家肖全“作为一个观察者、体验者，一个参与者，他为那个时代年轻的文学和艺术而拍”，她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位观察者、体验者，尤其是参与者，为这个时代的书人书事而写。所以她笔下的人物，常有“转侧看花花不定”之感。花本是立体多面的，只有相应变换观察与刻画的角度，才能写出多面，写好多面。变换的流转自然，是一种风格；活泼跳荡，是另一种风格，更形生动的风格。

在《看书识王强》中，她透露温源宁的《一知半解》“是我写书人系列的启蒙”，文中并提到钱锺书比较温源宁与哈兹利特的文风：同样是从侧面来看人物，同样是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她分析朱天心的文字“里边有一个强烈的‘我’存在，这个‘我’有强烈的‘态度’存在，这个‘态度’有强烈的‘标准’存在，而这个‘标准’又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存在”，连用四个“强烈”，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喜爱。她强调朱天心的“不写的自由”：“不须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以至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

这或许就是姚峥华的诀窍吧。（薛冰）